（5）
正是因为学者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内涵或特征与美国的软实力内涵或特征截然不同，所以当他们在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借箸代筹时，它们的出发点无非是建立一种与美国与众不同的软实力，以免陷入美国中心主义的陷阱。在我看来，这其实暗含着两个逻辑：
第一，实然意味着应然。换句话说，中美软实力的截然不同并不仅仅是一个事实陈述（如果成立的话），而且意味着中美软实力应该截然不同。既然应该截然不同，那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应该排除美国软实力的负面影响。而与此息息相关的第二个逻辑是，其意味着中美软实力之间二元对立的零和竞争逻辑。因此，在这两个逻辑的作用下，中美软实力的对抗似乎不可避免。诸如在涉及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议题上，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对中国的威胁。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攻势犹如洪水猛兽一般，以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进逼中国，因此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应该与此抗衡，维护自身的软实力特性。因此，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文化主权、文化安全以及文化战略等词汇俯拾即是，其针对的无非是美国的文化软实力攻势而不得不为之的应对之策。（限于篇幅，在此略举一些典型的文献，张晓慧：《软实力论》，《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3期；张骥，桑红：《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软权力》，《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吴琦：《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软实力问题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田志峰：《软权力竞争：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文化安全》，《学术交流》，2003年第8期；刘瑜：《全球化视野下的软权力暨中国软权力探析》，《兰州学刊》，2005年第3期；赵海英，刘艳房：《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安全与国家利益》，《河北学刊》，2006年9月，第26卷，第5期；叶虎：《全球化进程中的软权力与中国大众文化传播》，《江淮论坛》，2006年第5期；赵刚：《全球化时代的软权力与文化安全策略》，《国际论坛》，2004年3月，第6卷第2期；王晓德：《软实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历史教学》，2007年第10期；张才国：《软权力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学习论坛》，2006年1月第22卷第1期等等）
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中国的软实力研究会出现这种怪相呢？为什么没有学者针对这个现象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呢？
（6）
诚然，说怪相有点夸大其辞，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这并不是一种怪相，相反它可能是一种合理的现象。这种合理的现象建基于对他者的现实主义解读与对自我的理想主义宣扬。或者说，这是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理念的体现。深谙摩根索现实主义套路的学者自然明白个中要义，在其国关宝典《国家间政治》一书中，现实主义的斲轮老手摩根索就直截了当的论述到：......换言之，虽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对权力的追求，但意识形态却把参与这种权力角逐解释成演员和观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这些法律和伦理原则以及生物性需求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着双重的功能，它们或者是政治行动的终结目标......或者，它们是装点门面的虚妄之辞，用以隐藏所有政治都固有的权力因素。、正是政治的本质，迫使政治舞台上的演员利用意识形态来掩饰其行动的直接目标。政治行动的直接目标是权力，而政治权力是支配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力量。而这里的意识形态，即与曼海姆所说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当意识形态一词意味着我们怀疑我们的对手所提出的观念和主张时，意识形态便被赋予了特殊的涵义。那些观念和主张被认为是对一种情况的真正本质多少有意的掩饰，因为认清这种情况的真实性质不符合他的利益。这些形形色色的歪曲表现，从故意说谎到半有意和无意的掩饰，从存心骗人到自我欺骗。（参见【美】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24-125页）
的确，中国的学者用现实主义的角度解读奈的软实力学说情有可原，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奈的某些言论似乎让人觉得他就是为美国的霸权代言，从书名注定领导以及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所散发出的霸权意味即可窥见一二。然而，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言人，奈的软实力学说其实并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一种包装而已。尽管奈坦言其是对现实主义洞见的一种补充，但绝不是现实主义的另外一种翻版。当学者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理解奈的软实力学说时，其错把一半的答案当成全部的答案。学说所蕴含的吉光片羽绝非只依靠现实主义的视角就能解读。尽管有一些学者意识到这一点，但这种研究却不是主流。
中国学者揭露了奈软实力学说的意识形态面纱，直撄其锋，看似无可厚非。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的学者却陷入了自我编织的意识形态之网中，缀网劳蛛，虽然脆弱，但也安然无事。这种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的理念，体现了这样一种矛盾心理，一者认为自己的权力欲望是正当的二者谴责别人想要支配自己的权力欲望是不正当的。这种矛盾心理，在摩根索看来依然是国际政治本质中所固有的。因而在中国软实力研究这个个案中，出现这样的研究现象其实见怪不怪，但它毋庸置疑会堵塞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文献汗牛充栋，但观点却殊途同归，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
在我看来，出现这种怪相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学界对于软实力的研究往往最终演变为政治命题的研究而非学术命题的研究。这两者的研究逻辑全然不同，前者无须追问原因或理由，只需为政治服务，其最高的准则则是政治正确。因此，客观中立的研究准则被取而代之，不问对不对，只问喜不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后者则要求尽量做到客观中立，不以情感好恶判断，讲究严密逻辑，以理服人。仔细参看相关文献，十有八九与什么基金有关，因而他们的研究结论也在意料之中。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当中，政治命题的研究也许远远超过学术命题的研究，任何一个理念或者概念，只要经过政治的默许与赞同，自然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扶摇直上，各路学者趋之若鹜。炙手手可热，火尽灰亦灭，这是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典型特色。（关于这两者的说明可参考：郭树勇：《关于中国崛起的若干理论争鸣及其学术意义》，《国际观察》，2000年第3期）
（7）
二十年来，中国的软实力研究依旧如火如荼，但根据对相关研究文献的阅读与理解，我深深的感受到中国软实力研究的美国情怀竟然是如此的强烈，几乎所有的文献都不忘谈及美国的软实力。对于欧盟、日本甚至中国对南方世界（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软实力研究乏善可陈，相关文献寥寥无几。在这种一边倒的研究格局中，中国的软实力研究势必走进死胡同，因而改弦易辙，开辟中国软实力研究的新空间势在必行！限于篇幅，下文再深入论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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