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这30年中，有丰硕的收获，也有痛苦的教训。特别是同俄罗斯这样的其他转轨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许多鲜明的不同特点，中国改革的成绩和缺欠都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她带来了迅猛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崛起，而且在于这个改革总起来看是一场惠及大众的改革。这个改革的缺欠，也不仅在于她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改革，在许多方面还显现出不彻底性，而且在于她的惠及大众的特征有逐渐丧失的危险，改革的成果面临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侵占的危险。清楚地分析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一、三十年改革的经济成果
经历了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基本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规模（以不变价格的GDP 衡量，2007年与1978年相比）扩大到原来的15倍，年均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前26年的平均6.1％提高到改革期间29年的平均9.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提高到原来的7倍以上；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220美元的穷国跃升为人均2500美元的下中等收入国家。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了人均7700美元。
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于1992年超过俄罗斯，1993年超过加拿大，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8年很可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如果以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衡量，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和世界银行，2008）。
三十年改革期间，按国家贫困线计算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大幅度减少到2007年的1500万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贫困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31.5%下降到2005年的8.9%.尽管在改革期间的一些时期，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过下降，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但城镇和农村最低收入的10％居民家庭，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在改革期间也还是明显提高了（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Gill，Kharas and others，2007）。这说明改革在总体上还是惠及了大众。
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与俄罗斯在许多方面曾经有着共同之处，但转轨过程却有巨大的差别。中国基本上自始至终实行了渐进主义和实验主义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改革措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在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了渐进式的改革，但在叶利钦上台、苏联解体后采纳了西方学者建议的激进的“休克疗法”，试图通过一次跳跃转变为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普京执政后对以前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两个国家体制转轨的经济后果也大不相同。由于前苏联的中途解体、统计数据不全和前后不衔接，我们很难找到俄罗斯过去30年的完整数据拿来与中国进行比较。不过研究世界长期发展问题的专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提供了1978至2003年这25年期间中俄经济增长状况的可比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衡量），见表1.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2008，中文版），108－109页，表4.4-4.5.
该表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规模成长为原来的6.6倍，人均GDP 是过去的近5倍，而俄罗斯经济则萎缩到原来的90％，人均GDP 萎缩到原来的85％。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小于俄罗斯，而2003年则相当于俄罗斯的6倍多。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 仅仅相当于俄罗斯的13％，而2003年则达到后者的76％。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事实上，在实行休克疗法式改革的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一路下滑，到1998年已经萎缩到仅相当于1990年GDP 水平的57％，几乎比改革前掉了一半。相比之下，194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经济总量也不过下降了22％。叶利钦卸任、普京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开始恢复，增长率加速。2006年俄罗斯GDP 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58％，年均增长率达到6.8％，但到2006年为止，GDP 还没有完全恢复到1990年水平，只相当于1990年的97％。这期间居民消费的增长幅度更大，达到87％，年均为9.3％，增速超过了同期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速。这说明俄罗斯老百姓自2000年以来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
为什么中俄经济改革的结果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别？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下面的部分，将对此进行分析。
二、中俄改革的区别
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在相当长时间中曾经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视而不见，或者不断预言中国经济将走向停滞或崩溃。相反，他们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过程和经济前景则曾经有过不少正面评价和乐观的预期。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预言都没有实现。越来越多持有现实主义态度的研究者开始积极评价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正视中俄经济成就的巨大差异。
有相当部分国内外经济学家认识到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较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有明显的优越性。他们强调改革采取怎样的顺序对后果有重要影响。他们还承认“摸着石头过河”这种不断试验、不断纠错、取得经验、逐步推进的中国式改革哲学，以及改革期间保持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避免了恶性通胀和大规模资本外逃，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俄罗斯在这些方面都恰恰经历了相反的情况（例如，McKinnon，1993；Roland ，2000；麦迪森，2008）。
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林毅夫（1995）对中俄经济改革的差异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解释。他指出中俄在改革前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致重工业过重的结构偏差。由于资源重新配置需要时间，俄罗斯的激进价格改革导致了资源过度配置的部门生产下降，资源配置不足的部门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生产，从而导致经济萎缩。中国则没有首先纠正资源的错误配置，而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使资源配置不足的部门增加生产，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改善资源配置，从而保证了改革期间的经济增长。不过，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差别在俄罗斯所导致的不是一个暂时的经济下降，而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严重灾难？
另一些人更加强调中国与前苏联在改革前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路径和两国经济成就差异的影响。包括曾做过俄罗斯改革顾问的萨克斯等人。有的作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道路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都是由其初始条件决定的、无法避免的。尽管初始条件对改革的路径和成效的确有重要的影响，但这些观点过分强调了初始条件的差异，忽略了两国在改革前经济体制方面的许多共同性。
事实上，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初步尝试了某些渐进主义方式的改革，例如对加盟共和国下放部分投资权限，扩大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对企业超产的产品允许自销、放开市场价格，以及有限度地容许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这些试验当时已经取得了某些初步的成果，并不像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因为这些试验“失败了”，才转向“休克疗法”式的改革。之所以采用“休克疗法”，纯粹是由于保守派政变失败、叶利钦上台后，促成了前苏联解体，并全盘接受了西方经济学家和少数国内激进改革派的建议，人为终止了渐进式改革的探索。
中俄改革有一方面的异同从来没有被充分讨论过。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一系列改革的初始考虑和实际结果导致了怎样的利益再分配？这些改革有利于哪些人，不利于哪些人？是否惠及了大众，如何能够惠及大众？
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我们不难看到，所有那些最成功的改革措施，事实上都是优先考虑大众的切身利益，顺应民意，从那些问题最多、老百姓最不满的领域改起。而且这些改革措施是否适当，都通过反复的局部实践得到了证明。其中一些主要的成功改革措施，例如包产到户、双轨制价格改革、非国有企业发展等等，都是由基层首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被事实证明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后才被中央所接受，成为指导全国的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改革中那些不成功、或者遗留问题比较多的改革措施和其他决策，基本上都没有很好地遵守这些原则。
改革是否惠及大众，为什么会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其实并不奇怪。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原理指出，资源的重新配置如果能够使一些人受益，但没有人受损，则是资源配置的改善。而一项改革如果能够使全体人民或者大多数人受益，一般来说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当然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发展。
相反，虽然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式改革是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总统叶利钦一手推行的，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和照顾大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在改革中造就了一小批官商勾结的垄断寡头，把大众利益和改革成果拱手让给这些垄断寡头，导致极度不公平的财产再分配和高度的社会分化。在实行休克疗法的上世纪90年代，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得益者是少数，而且得益最多的那些人恰恰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利益。
之所以导致这种结果，显然与改革政策本身有关。这些改革的设计多数是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现成模式的机械照搬，没有对俄罗斯国内实际状况进行认真研究，没有对其效果进行试验，没有征询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就仓促推行。叶利钦甚至不惜动用大炮解决他与议会之间的政见分歧。等到他的改革措施造就了一个垄断寡头集团，他又在利益上与之结成了共同体。
普京上任后，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他从有些以极不正当的手段将原国有石油公司据为己有的寡头手中将这些石油公司夺回来，但同时反对一般地实行重新国有化。他的努力也包括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和消除贫困。普京政权既主张市场经济、有序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又主张社会公正和政治稳定。他在上任时强调：“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普京，1999）这是对以前改革政策的明确批评。
这种政策变化，是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叶利钦时代遗留下来的负面遗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彻底清除的，并将继续对未来产生不良影响。
下面的部分，将对中国在几个领域的改革进行回顾，并与俄罗斯的相应改革进行比较，以分析不同的改革政策造成的差异。
三、农业改革
自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步。但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并不是一个由政府设计的政策措施，而是由农民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用以抵消过激的农业集体化对生产效率带来的负面影响，解决吃饭问题。尽管屡屡遭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严厉批判压制，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是在60和70年代一再死灰复燃，并得到一部分敢于替农民说话的基层和中高层干部的支持（有关讨论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1）。
中国过去过左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经过“大跃进”的破坏和10年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少地方的农村已经到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地步。从1957年到1977年这20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从73元增长到117元（当年价格）。1978年，全国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2005b ，2008b ）。
1978－79年，安徽、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并得到当地基层干部和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支持。这在中央和各省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被一些人指责为“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甚至要求把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当时的中央文件还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下面是根据媒体报导，当时万里与中央一位负责农业的老干部的一场当面争论（《南方周末》，2007）：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顶着政治压力，安徽滁县地区在万里支持下，在一些社队进行了包产到户试验，效果显著。凤阳县在多数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后，1979年全县粮食增产49％，超过历史最高产量20％，油料增产近3倍，人均口粮和人均收入分别比历史最好水平高出20％－30％（见王郁昭，1980）。其他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事实面前，这次争论以改革派的胜利告终，包产到户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到1984年，全国97％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制度正式取消了。
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国家提高了长期以来过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粮食市场。这些改革措施在短时间内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产品供应短缺、大量农民吃不饱饭的状况。从1978到1984年，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提高了一倍半，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2亿。1978年，全国65％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而1984年人均纯收入200元的家庭已经下降到14％（见表2）。这期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也从2.5倍缩小到1.8倍。同时，由于农产品供应状况的改善，城市居民也从农业改革中得到了实惠。
1.农村收入水平按现价，增长幅度按不变价计算。
2.1984年的14％是按人均收入200元以下计算，按不变价格相当于1978年的167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b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俄罗斯的农业改革情况非常不同。1991年末，叶利钦发布命令，在全国实行紧急土地改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实行土地私有化、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目标是要将俄国农业改造为像美国那样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私人经济，预定要发展100万个私人农场主（1990年，俄罗斯的农村人口为3800万人）。但这项根据外来建议推进的激进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俄罗斯老百姓的广泛认同，成为一场拔苗助长的改革。据一项调查，俄罗斯人完全同意土地私有化的占32.2％，部分同意的占14.2％，不同意的占39.7％，无明确态度的占13.9％。赞成和反对意见基本旗鼓相当。而对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态度，完全同意的只占18.1％，部分同意的占8.6％，不同意的占60％（见乔木森，2002）。
与此同时进行的休克疗法式价格改革进一步造成了农业的困难。1992年1月全面放开了包括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在内的价格控制，导致了农业投入品价格暴涨，涨价幅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使多数农民陷入困境。而雪上加霜的是，国家同时取消了农产品补贴和农业优惠贷款，给农业以沉重的打击，导致产出大幅度下降。1998年与1990年相比，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了46％，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1999年，53％的农村人口落入官方贫困线以下。
普京执政后，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近年来农业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农业改革前的水平。2005年，俄罗斯的农业增加值只相当于1990年的94％，人均粮食产量相当于1990年的81％，人均肉类产量相当于1990年的57％（数据见联合国数据库、世界银行，2008）。
比较两国农业改革，俄罗斯经历的困难主要在于当时的领导者不了解下情和无视俄国具体情况，机械照搬外国模式，也在于他们忽视了俄罗斯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中国后来出现的某些农业和农村政策失误，某种程度上也与这些因素有关。
中国早期农村改革的成功，来自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批领导人尊重实践、敢于改革，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原则。但在以后的某些时期，农村改革相对停顿，农村政策出现了较多失误。这包括在相当时期内国家财政对农村支出过少，忽视农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各级政府缺乏监督约束等等，造成农村苛捐杂费大量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农村居民就医难、上学难和因医疗教育负担过重致贫的现象大量发生。
仅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农业支出比重来看，在改革初期达到12％－13％，而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大部分时期只占8％－9％，在2000－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7％的水平。财政支出中用于文教卫生和科学的支出比重在1992－1998年约占21％，到2000年下降到17％。而财政支出中用于城市医疗卫生和教育的经费远远超过农村，使城乡间公共服务资金分配严重不均。
在农产品流通政策方面，也曾一度出现过度干预粮价和粮食生产，关闭粮食市场，试图垄断粮食收购，造成大范围粮食生产过剩和农民卖粮难，以及国营粮食企业大规模亏损、坏帐和舞弊行为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因素在一个时期内导致了农业生产波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停滞甚至局部生活水平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以不变价格计算，在1979－1985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而1986－2003年期间年均增长只有4％，远远低于同期全国人均GDP 年增长8.3％的水平。其中农村低收入居民受到的影响更大。从1998年到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21％，其中农村最低收入的10家庭人均纯收入则下降了14％。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到3.2倍左右。2004年以来，中央陆续推出取消农业税和各项提留、统筹，免除了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加大了农村医疗教育、扶贫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并且正在着手全面建设农村低保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使农村状况出现了明显改善。
四、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关键一步。改革前，非国家定价的浮动价格只在很小范围存在于一些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僵硬的计划价格和行政管理严重阻碍了供求关系的调整，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结构失衡。生产不足导致的普遍短缺，和不符合市场需要的盲目生产导致的产品积压和浪费，是长期难以解决的两大顽症。1978年，四川省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随后国家经委在全国进行试点，在取得明显成效后逐步把范围扩展到全国6600家国有企业，最后扩展到全部国有企业。这一试验允许国有企业利润留成，设立三项基金，给予企业若干自主权，包括超产部分以浮动价格自销产品的权利，以及在计划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以非计划价格自行采购原材料的权利。这实际上导致在计划体制以外形成了一个与之并存的市场，以及与计划价格并存的市场价格体系，初步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路径。这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在边际上发挥了调节供求的作用。
从1984年的莫干山讨论会之后，价格双轨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衍生品变成了政府主动推进的改革措施。根据这种边际改革的思路，国有企业的计划调节部分逐步收缩，而计划外的市场调节部分则逐步扩大。同时计划价格也通过逐步调整向市场价格逼进，对基本实现了供求平衡的产品则逐步放开价格。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经济由于激励不足和体制的制约发展缓慢，而受市场调节的非国有企业部门则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经过一个时期的渐进式改革，市场价格逐步确立了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当时曾有很多争论。一些人反对扩大市场调节，主张以行政性调价代替价格市场化。另一些人（包括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部分国内学者）则主张一次性取消计划价格，全面放开市场价格。前一种意见随着改革的推进逐渐销声匿迹了；但如果当时采纳了后一种意见，显然也会导致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类似的严重后果（关于当时价格改革的一些争论，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7）。
当时由于结构失衡，多数产品的计划价格远离市场价格。如普通钢材严重短缺，计划价格约每吨600元，市场价格则达到1500－2000元。其他基本工业原材料情况类似，市场价格通常高于计划价格数倍。而使用这些原材料的许多中下游产品则处于供应饱和状态。如果突然放开价格，投入品成本势必成倍上升，对产品价格不能相应提高的中下游企业来说，会大大超出它们的承受能力，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和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失业。而有能力存活的企业，则必然以连锁反应的方式将价格上涨逐级向下游传递。这将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样的结果，是当时的经济无法承受的。相反，随着市场导向的企业逐渐发展，逐步扩大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并缩小计划价格调节的范围，则将震动控制在了多数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平滑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并实现了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以成品钢材为例，1980年产量约2700万吨，绝大部分按计划价格调拨。经过13年双轨制价格过渡，1993年产量增长到7700万吨，钢材的价格管制已经基本放开（数据见国家统计局，2005b ）。
但是双轨制价格也带来了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一些官员滥用权力，把短缺的原材料以计划价格批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后者则将这些原材料转手以市场价格倒卖，摇身一变就成了百万富翁。因此在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和缺乏监督，也产生了大大小小以不正当手段致富的暴发户。这不但造成分配不公，而且导致了政府腐败，毒化了社会风气。
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办法：其一，尽快取消计划价格，向单一的市场价格并轨，从而消灭通过价差寻租的条件，但这可能引起经济震荡。其二，坚决打击腐败，并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形成政府管理的制度化、透明化、和民主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消灭产生腐败的基础。然而后者的阻力更大，没有能够如期实行。
1988年，中央提出要搞“价格闯关”，即实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大幅度放开价格控制。当时曾有研究机构提出了保留意见。但随后因为居民对可能的物价上涨的恐慌，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抢购和银行提款风潮，引起社会震动，导致决策层放弃了既定的“价格闯关”计划。这是改革期间民意对决策发生影响的一个例子。尽管没有形成正常的民意渠道，但与俄罗斯少数人一意孤行的“休克疗法”改革相比，当时的领导层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毕竟展示了相当的开明度，避免了更严重的负面效果。
然而当时中国的改革者在价格转轨中竭力避免的经济衰退、大量失业和恶性通胀，在俄罗斯却以更加严重的形式发生了。1992年1月，叶利钦在某些西方学者和少数激进派“精英”的推动下，宣布实行全面的价格市场化。当年全俄物价暴涨16倍。到1994年底，实际物价水平达到1991年水平的647倍。俄罗斯老百姓过去的积蓄基本上被洗劫一空。1998年，俄罗斯以1000：1的比例发行新卢布，但仍然未能制止通胀。到2000年按原卢布购买力计算，价格水平更涨到9000倍以上。
以卢布与美元的汇率计，2000年1美元兑28新卢布（相当于28000旧卢布），币值跌到1990年的两万五千分之一。
之所以陷入恶性通胀的螺旋上升，是因为面对不断翻番的物价水平，企业被迫大量贷款给职工增发工资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银行被迫大量放贷，转而迫使货币当局不断增发货币。而增发的货币又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不断造成更高的通胀。然而工资上涨仍然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据俄罗斯联邦劳动部统计，1993年9月，物价比1991年底上涨162倍，居民现金收入只增加56倍。除少数人在改革中发了财，这期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二。
表3显示，在中国价格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1980－1990），年均通胀率（CPI ）控制在7％，经济增长率9.3％，城镇失业率从4.9％下降到2.5％。在这样一个大转轨时期，取得如此成绩是不容易的。而在俄罗斯“休克疗法”式价格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1990－2000），年均通胀率达到276％，年均经济增长率为负4.2％，失业率从5.4％上升到13.4％（1998年）。这些鲜明的差异，反映了改革措施是否顺应民意、是否将惠及大众置于优先地位，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a.数据年份自1991到2000；b.中国数据分别为1980和1990年城镇失业率；俄罗斯数据分别为全俄1990和1998年失业率；两国失业率不完全可比，但能够反映不同时间的相对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国家统计局（2005b ，2007），世界银行（2007b）。
经过多年来市场导向的价格改革，我国国内市场的行政性价格管制和已经大大减少，市场价格的主体地位已经通过平稳过度确立起来。到2004年，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定价占商品价格形成的比重平均值已经上升到92.8％（樊纲等，2007）。
但改革中的一个失误发生在医药品价格领域。医药品不同于普通商品，事关使用者的健康和人身安全；而且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普通消费者不具备对医药品的效能、质量、价格进行评价的专业知识和手段；因此需要权威机构对进入市场的药品进行严格的认证和审批。但在一个时期内，国家药监部门在利益面前与不法药商串通一气，每年批准上万种药品上市；同样的药品只要更换商品名称和包装就可以以另一种药品的名义进入市场，价格暴涨几倍到几十倍，是不折不扣的欺诈行为。这造成了医药品市场的严重混乱。医疗机构又在药商高额回扣的利益诱导下尽量给病人多开药、开贵药，大大增加了病人的医药费负担（参见《长江日报》，2006；及郑筱萸受贿及玩忽职守案的有关新闻报道）。
在1980－2003年期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7倍，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10.9倍，而其中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长了32.9倍，远远超过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速度。由于医疗费过高，农村居民患病放弃治疗的现象非常普遍。据调查，1998-2003年期间，农村居民两周患病未就诊率从33.2％上升到45.8％，住院率和平均住院天数也明显缩短。城市居民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这说明医药品领域缺乏良好的监管和服务已经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同时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7；韩俊，2007）。
另一个问题是近年来的价格管制问题。出于减轻通胀的考虑，近年来政府对包括成品油、煤炭、电力在内的基本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管制有上升趋势。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减缓价格上涨，但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下，补贴能源价格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首先，这种政策间接补贴了高耗能产业，不利于能源替代和结构调整优化，加大了我国能源进口压力和成本负担。第二，我国出口加工产业比重很大，补贴政策人为降低了出口产品成本，大量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导致利益外流。而为了抵消这种副作用，又采取了限制钢材出口等措施，进一步扭曲了资源配置。第三，这种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市场间的巨大价差，诱使能源产品走私出口，更加扩大了利益流失。第四，我国目前频繁使用飞机和家用汽车等高耗能交通工具的居民主要是高收入居民，他们是补贴成品油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这对广大中低收入居民是不公平的。
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使绝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回归到市场调节的轨道上来。
五、所有制改革
中国过去非农业经济中的单一国有经济体制和没有市场竞争是导致经济低效率的主要根源。改革前有少量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社队企业，但它们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像国有企业一样被纳入计划管理，或者在计划体制的缝隙中艰难生存并受到严格限制，不可能有重大的发展。1978年的改革首先从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允许和鼓励农村乡镇企业和城镇个体经济发展开始，并逐步放开了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的限制。这些政策改变，都经历过激烈的争论。反对者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理由出发，例如认为乡镇企业“挖了社会主义墙角”，特区是“出卖主权”，发展私人企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但事实上这些经济成分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经济活力，提高了效率，扩大了就业，增加了居民收入。因此究竟是看事实、看效果、看对老百姓是否有利，还是固守僵化的意识形态，是当时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分歧的焦点。
仅在1978－1996年间，乡镇企业、城镇非国有部门和农村个体经营者总共为农民和城镇居民提供了约两亿人的就业岗位，是国有部门就业人数的两倍多。这无论对中国经济发展还是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贡献。同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产出的大幅度上升。在工业中，非国有企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20％左右上升到1996年的52％，已经支撑了经济的半壁江山（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2005b ；下同）。
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所有制改革，主要是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实现的。它同时带来了产出、就业和效率的迅速增长。国有企业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解决某些根本性的问题。特别是企业激励机制问题、政企分开问题、政府如何履行其国有企业所有者职能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而且对企业放松了监管，国有企业效益自1989年起大幅度滑坡。
从1988到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从6000亿元大幅度增长到2.2万亿元，而企业的亏损额却从82亿元扩大到790亿元，吃掉了利润的大半，使盈亏相抵后的利润总额由1988年的892亿元萎缩到1996年的412亿元（均为现价）。国有中小企业全面亏损，不少企业资不抵债，已经成了一个空壳，完全靠有借无还的银行贷款维持。因此也造成了银行的巨额坏债。
在这种情况下，1997年国务院决定对国有企业采取“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允许对国有小企业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出售和破产等方式进行处置。对国有大企业推进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同时加强了监管。各地随即出现了国有小企业出售和破产的浪潮，当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数量由1996年的11.4万户下降到9.9万户，1998年减少到6.5万户，到2007年陆续减少到2.1万户。大多数国有小企业已破产或改制为非国有企业。
同期，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从1.12亿人减少到6400万人，共净减少4800万人。其中1998年一年减少约2000万人。考虑到同期国有企业还有新增就业，改制中实际减下来的人数更多。其中除了一部分人随企业改制转为非国有企业职工，大部分人下岗了。因此1998年及随后的几年成为全国就业形势的一次大震荡，同时也导致了部分居民收入增长停滞或下降、城市贫困增加。从1996到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28％，而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最低收入居民人均收入只增长了7％；其中个别年份是下降的。
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和这期间非国有企业的继续迅速发展，到2007年，非国有经济占工业增加值的份额上升到66％（数据中未包括销售额500万元以下的非国有小企业），已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分。城镇非国有经济创造了约2.3亿人的就业机会，占城镇就业的78％。
改制期间，虽然国有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其工业总产值仅在1998年下降了约3％（按不变价格计算），其余年份都保持了正增长。这是因为改制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经营不善的小企业，对总产出的影响不太大。
经过对低效企业和不良资产的淘汰处置，以及激励和监管制度的改善，留下来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出和效益明显上升了。从1996到2006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从400亿元上升到8400亿元。资产利润率从0.8％上升到6.3％，接近工业整体6.7％的水平。在国有企业利润中约有40％来自主要因油价上涨带来的石油利润。扣除这个因素后，国有企业效益仍然低于非国有企业之，但改善还是很明显的，两者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了。这期间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也降下来了。2002年，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还高达23.6％，2007年已经降到6.7％。
上述情况说明，中国经济通过发展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两个途径，比较平稳地实现了所有制结构改革，并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但在90年代后期的国有企业改制，在就业方面造成了的冲击相当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小的“休克疗法”。事后看，当时的改制留下了如下缺憾：
第一，大批国有企业职工在短时间内集中下岗，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滞后，及下岗生活费发放中的不足、延误和遗漏等，导致相当部分人生活面临困境。
第二，在国有资产处置方面，由于没有制定一套明确的规则和缺乏监督、透明度低，给钱权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留下了可乘之机，导致财产分配不公平。有些人通过非正常途径致富，而许多下岗职工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
第三，当时这些仓促推行的措施是在国有企业效益大滑坡的紧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但导致效益滑坡的原因则是在此之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力。这包括：
·政企、党企没有真正分家，企业一长制改革半途而废，多头领导或者以党代政、代企问题没有解决；
·企业奖惩制度不落实，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铁饭碗都没有打破，特别是对好的经营者不能论功行赏，对经营失败者和渎职者没有责任追究，最后逼良为娼，使一些管理者走上监守自盗之路；
·企业破产法（试行）没有被认真执行，该及时破产清算的企业没有破产；
·对所有制改革过于保守，对需要改制的企业没有及时改制，而对企业持续亏损坐视不管；
·银行信贷“软约束”问题和歧视性贷款政策问题长期没有解决，国有企业可以长期拖欠贷款不还，私人企业正常经营也常常贷不到款；
·最后，政府（或政府官员）作为企业老板（或老板的代理人），行为不端正，对企业放弃必要的监管，不适当干预，和寻租、摊派等等行为并存。企业把老板“伺候”好了，亏损、欠税、欠贷款不还，都不是大问题。其实，关键问题就在于政府自身改革滞后和纲纪糜废。
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最大的区别是老板不同，因此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最主要的是老板的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问题。政府作为老板的非市场行为方式，是导致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如果不是这些方面的改革滞后，1998年的那次“休克疗法”本来是可以避免，而以损失较小的渐进式企业改革来逐步解决问题的。
在俄罗斯，所有制改革是一个更加痛苦的过程。1992年，俄罗斯推出了一个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方案，对全民发行了每人1万卢布的认股权证，用于购买国有企业资产。但这一改革的表面公平性被以下情况侵蚀殆尽：
第一，大部分老百姓没有资产管理的知识、能力和必要的信息。三十年改革及中俄转轨路径比较
第二，国有资产清算过程透明度低，某些政府官员和“内部人”得以上下其手，从中牟利。
第三，同时进行的“休克疗法”式价格改革带来了恶性通胀，1万卢布的认股权证在一年之间就只剩两瓶酒钱了。而这时一些精明的商人却以垃圾价从老百姓手中大量收购认股权证，以极低的代价控制了许多国有企业的股权，一跃成为千万、亿万富翁。
俄罗斯第二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更不公平，将剩余的国有资产廉价转让给了企业内部管理者和有内线关系的竞购者。特别是像石油、天然气这样潜在价值极其丰厚的部门，都以象征性的价格送给了少数寡头，造就了一小批富可敌国的世界超级富豪。
2008年，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的前100人中，俄罗斯占了19个，是世界各国中除美国以外超级富豪最多的国家。但俄罗斯经济规模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其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在全世界可谓首屈一指（见表4）。
这19名世界级的俄罗斯富豪绝大多数是涉及资源的石油、冶金、矿业巨头，个人净资产基本都超过百亿美元，合计达到2949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2006年GDP的30％。国有垄断以极不公正的方式转变为私人垄断。当年曾任俄罗斯政府经济改革顾问、推荐了“休克疗法”式改革，并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的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事后不寒而栗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见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谈录，2000）：
“俄罗斯所经历的腐败程度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蕴藏被白白送了我们现在称之为寡头的那些人，他们一夜之间就成了亿万富翁。要想一夜暴富可不那么容易，……但他们有不同的办法能够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那就是进入克里姆林宫的内部圈子，然后就能够把那些资源公司中的某一个攫取到手。”
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国家垄断有非常多的批评；然而对私人垄断，包括像俄罗斯那样靠公开掠夺公共资源形成的私人垄断，却视而不见，批评甚少。甚至还不断有人呼吁中国“学习”和“借鉴”俄罗斯当年私有化的“改革经验”。事实上权贵资本主义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理念相去甚远，但不少经济学家却看不到两者的区别。
这些仓促推行的改革基本上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考虑，而不是基于大众的利益和要求。政府通过私有化一手造成了寡头垄断，然后又与寡头结为利益共同体。叶利钦的第二次当选，就是靠垄断了新闻媒体的传媒寡头全力支持才实现的。普京上台后，尽力与这些寡头划清界限，并将最大的石油寡头投入监狱，获得了俄罗斯老百姓的一致喝彩。不过，普京也理性地指出，不能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也不能重新实行全面的国有化。在普京鼓励自由竞争、缩小收入差距、实行公平分配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下，俄罗斯的社会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缓和，经济也在明显回升。不过，休克疗法时代造成的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格局，并不是短期内能够根本改变的。（俄罗斯所有制改革的情况可参考英国记者弗里兰的目击见证：《世纪大拍卖》中译本，2004）。
中国所幸没有以俄罗斯方式改革石油等资源性部门。在福布斯排行榜的一百名世界首富中没有一名来自中国大陆。这一点被世界发展经济学家麦迪森列为中国改革比俄罗斯成功的一个重要佐证。
在福布斯2008年排行榜中，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全部1125名世界级富豪中，俄罗斯有87人，其中的80％集中在石油、天然气、冶金、矿业、银行、房地产这几个资源性或垄断程度较高的领域。这说明他们的财富可能主要是靠获取现成的原国有垄断资源或获得某种垄断地位取得的，而不是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积聚起来的。
在这1125人中，中国大陆占42人，产业分布比较分散，多数属于竞争性领域。通过市场竞争合法致富当然是无可指责的。但其中唯独房地产开发商比较集中，有13人。这也说明中国在土地开发转让制度上存在漏洞，使土地资源的丰厚开发收益过多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比较中俄所有制改革的异同，可以看到通过改善市场环境，让非国有企业充分发展，以改变原来僵化的所有制结构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是顺应民意、惠及大众的改革道路，有明显的优越性。而由少数人基于某种意识形态教条或外来模式关门设计、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往往只能惠及少数人，导致资源、财产和收入分配不公平，因而是违背帕累托优化原则的，从而也带来经济效果的明显差异。至于那些在改革旗号下以谋私利为初衷的“改革”，其掠夺性更是不言而喻。
中国目前仍然面临未完成的改革任务。一些部门过度垄断，缺乏竞争，效率不高，分配也不公平。但对不同情况造成的垄断，需要有不同的改革对策。
以石油业为例，世界各国的石油部门不是国家垄断就是私人寡头垄断（包括跨国公司垄断），根本不存在完全竞争的石油部门。因此在这个领域，主要问题在于合理立法、改善管理、改善收益分配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简单地反对垄断。俄罗斯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仅仅通过私有化把国家对资源的垄断变成私人对资源的垄断，既无助于提高效率，更无助于社会公平，仅仅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对社会的掠夺。这是未来中国改革特别要防止的。
但银行业的情况就相当不同。目前中国的银行业集中程度过高，地区性的民营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这不利于银行业的竞争和提高效率，也使广大中小企业面临更多的融资困难，限制了它们的发展。因此需要在不放弃金融监管的同时，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业的市场竞争。
再以医疗和教育部门为例，它们兼有竞争性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双重属性。改革前的政府垄断导致了低效率，但过去一个时期内放弃政府管理和服务又导致了公共服务缺失。过去这方面改革的失误在于该放开的没有放开，该管住的没有管住。例如对公立医疗教育工作者的合理工资报酬限制过死，而对诸如药费提成和医药企业更换药品名称注册以谋取暴利这类不正当的赚钱方式却熟视无睹，网开一面。此外对来自民营机构的竞争又有过多的准入限制，尤其是对为低收入居民服务的民营医疗机构和为农民工子女开设的学校帮助过少，限制过多，存在歧视。这些问题一度导致了居民看病难、上学难等严重后果。对这些领域的改革，简单的私有化或国有化逻辑都不可能解决问题，需要从建立制度规则、改善公共服务、强化监督管理、引进外部竞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的推进。
六、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过去的政治体制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为了保证社会安定和积累条件，当年中国的改革先从经济体制入手，政治体制改革适当放缓，这是正确的改革策略。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历史形成的权力过于集中、透明度低、民主化程度低、社会监督和参与不足的政治体制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越来越不相适应，并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目前两个突出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和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吉尼系数已经从0.32上升到0.47，超出了国际普遍接受的收入不平等警戒性。许多现象表明，我国实际的收入差距比统计数据显示的还要大（见王小鲁，2007）。
在市场化转轨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方式从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转向通过市场按要素贡献进行分配，特别是人力资本回报的大幅度提高，必然导致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的扩大。这种因市场化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必然的，而且由于激励机制的改善，是有进步意义的。这种扩大是在全民收入水平都在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出现的，就总体而言并不必然改变全民共享改革成果的模式。
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非市场的因素，在扩大收入差距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包括因制度不健全和管理不善造成的公共资金及自然资源收益流失、寻租、和钱权交易等腐败行为带来的收入、以及垄断性收入等等。这些因素使收入分配中出现了大量“灰色收入”，并明显向少数人倾斜，形成了某些既得利益集团，扩大了实际的社会收入差距，是造成社会分配不公和导致社会不满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之所以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症，在于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不健全，党政机关自我监督不力，又没有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公众的力量对党政工作进行监督。
中国过去的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关键在于惠及了中国大多数人，而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改革和发展有从惠及大众的普惠模式向仅仅惠及少数人的权贵化模式转换的危险，这不仅是对社会公正的挑战，也将大大增加社会不稳定和发展停滞的危险。近年来实行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些矛盾，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但惠民政策不能代替体制改革，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从十三大开始，直到去年召开的十七大，历届党代表大会都提出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人民民主的号召。以《行政许可法》和《信息公开条例》为标志，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在逐步推进。但目前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仍然明显滞后于历届党代会提出的目标。对这方面的改革，群众有强烈的要求，并且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长远发展，是继续改革的方向所在。
对比中俄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困难的、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的课题。按照多数西方学者的意见，俄罗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这是因为俄罗斯实行了更彻底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过从本文前面概括的一些情况来看，这种制度变化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这十年中没有能够保护大多数选民的利益。
起源于美国并有重要影响的公共选择理论说明，即使是一个在民主制度下由公众选举产生的政府，可能作出与公众意志和民主政治理念相违背的政治决策。而且一场民主投票本身就可能导致违背公众意愿初衷的选举结果（参见Buchannonand Tullock ，1962；Arrow，1963；塔洛克，2007）。这很好地解释了在俄罗斯发生的情况。这也说明世界上现存的政治制度都是有缺陷的、有待完善的制度。
不过，从公共选择理论中也常常会引伸出不正确、或不够准确的推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推论是，由于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常见，因此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大市场、小政府”，政府规模越小越好，政府干预越少越好。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因为通常政府有自我膨胀的冲动，而过大的政府规模增加民众负担，过多的政府干预干扰市场运行。限制政府规模的膨胀是有必要的。
但各国的经验也证明政府并不是越小越好，因为有许多公共职能是需要政府负担的，政府放弃应负的责任也会损害大众利益。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像面对汶川地震这样的重大灾变，政府决不能“无为而治”，听之任之。而且政府规模大小，并不决定它的行为是否反映公众利益。
另一种推论是，既然民主政体有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就不如以精英治国模式来代替民主治国模式，因此民主化改革可以无限延期。这一推论的危险在于，没有人能担保“精英”们会自然将公众利益置于考虑的首位。而且精英集团常常有向既得利益集团转化的动机和可能性。我们现在就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侵害公众利益的现实威胁。
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每个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有不同文化历史传统、面临不同生存条件的民族，都需要拿出足够的政治智慧来寻找更加适合自己条件的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模式。但历史经验也说明，民主的大方向是世界潮流，大众的利益和要求必须顺应。我们必须向这个方向前进，坚定不移地推进民主和法制化进程，提高社会参与程度和公众对政府的监督程度。因循守旧、停下来不改革是不行的。
鉴于俄罗斯的前车之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当采取休克疗法的方式，必须兼顾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同在经济改革中面临的情况一样，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又不能全盘照搬某个国家的现成模式。在改革路径选择上，“摸着石头过河”，即不断探索、不断试验、逐步推进的改革哲学和改革途径，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说，仍然是最可取的选择。
七、殊途同归
二十世纪上半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许多国家的建立，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实验，导致形成了一个包括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它发端于对传统资本主义体制弊病的批判，从人人平等的世界大同理想出发，试图通过全面的中央计划和国家对各个领域高度控制的方法，建立一种合理生产、平等分配的社会。
这种体制在其建立之初曾经显示过很强的生命力，创造过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奇迹，推进了苏联、中国等一大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但是在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它的实践与其最初的理想渐行渐远。经济效率下降，科技创新停滞，政府官僚化并向既得利益集团演变，民主被集权替代，个人的自由空间和主动进取精神被扼杀。在前苏联阵营内，连国家间的关系也变成了君臣父子关系。
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却通过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良减少了社会冲突，保持了活力。自由市场竞争和限制垄断推动了经济发展，多元民主政体化解了社会冲突，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满足了全民的基本生存需要，自由择业、工会和劳工法律保障了劳工的基本权利。建立在弱肉强食理念上的旧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也在第三世界的反抗下解体，代之以至少表面上更加平等的国家关系。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的理念，但拒绝了其集权统治的政治和经济设计。
到了上世纪70——90年代，世界上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全面落伍，到了不得不进行全面的自身改革的地步。
在这场改革中，中国和俄罗斯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俄罗斯试图通过惊险的一跃全面复制美国模式，但落入了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胀的深渊。少数寡头瓜分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式还造成了严重的财产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在2000年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已经摆脱了经济衰退，经济总量终于在2007年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并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则选择了一条更加惠及大众的改革道路，以渐进的方式放开行政管制，发展民营经济，逐步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保持了经济的30年高速增长。然而中国也还有一系列改革没有完成。
经过三十年的变迁，中俄两国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三十年前，苏联的人均GDP 按汇率算大约是中国的20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中国的8倍，而当时俄罗斯的人均GDP 还高于全苏联平均水平。今天俄罗斯的人均GDP 按汇率算是中国的3倍多，按不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是中国的1.3－1.5倍，但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几分之一。今天中俄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于同一条起跑线，今后的问题在于各自能否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体制上，两国都已经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的转轨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以大规模私有化为核心，但在许多领域形成了私人寡头垄断，现在正试图减少这种寡头垄断。同时在保护市场竞争的同时，在公共服务、收入再分配和资源性产业等过去放弃政府管理的领域，正在加强政府的作用。
中国的市场化体制转轨是逐步实现的，政府和国有企业在某些领域仍然扮演重要角色，并仍然存在政府垄断过多、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过多的情况，需要继续扩大市场竞争，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垄断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但也需要防止在反垄断旗号下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和形成私人垄断。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部门和收入再分配领域，中国也一度因放弃政府管理和服务以及腐败行为，造成了公共服务缺失；目前也在加强这些领域的建设。因此，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两国在扩大竞争、减少垄断、加强公共服务等方面，面临着许多共同性的课题。
在政治体制方面，俄罗斯初步建立了一套民主选举制度以解决权力合法性的问题。这应当是俄罗斯老百姓参与社会事务、保护自身权益的一个有力武器。但民众对社会管理的参与和对权力的实际监督机制仍然很弱，因此才造成了休克疗法改革时期官商勾结、腐败盛行、少数人大肆掠夺社会的情况。尽管现任政府正在努力改变过去的错误政策，但要想彻底从休克疗法造成的寡头垄断、法制败坏、和收入两极分化状况中摆脱出来，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很多国外和国内政治学者都过分看重民选总统这个标志性的制度设置，忽略了这个标志背后的整体制度发育状况。俄罗斯过去的实践证明，仅仅直接选举总统或行政官僚是不够的。还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相应的法律制度和民主监督机制，来防止权势集团对人民大众利益的侵害。这仍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中国虽然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避免了重大失误，但并没有建立起防止政府渎职的制度保证，没有解决老百姓对政府的有效监督问题，因而也在改革过程中产生了大量腐败现象，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利益集团侵害大众利益、攫取改革成果的现实威胁。这说明中国需要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体制改革任务，坚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并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逐步扩大社会民主，逐步建立起公众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在这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面临的任务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共同的，甚至可能更加艰巨。（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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