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云提出“三主三补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渐进改革提供了思想先导。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期，陈云提出“主辅论”和“鸟笼比喻”，着眼于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搞活经济，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改革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全面改革时期，陈云提出“搞好宏
观控制”与“搞活微观”的“统一论”，对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铺垫作用。陈云的改革构想，是与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互贯通的。
[关键词]陈云；经济改革思想；市场经济；计划；宏观控制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
陈云在党内长期领导经济工作，对经济改革问题作过切实的探索，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构想。怎样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解读陈云的这些改革构想，恰如其分地评价其意义，一直是陈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陈云的经济改革构想是不断演进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拨乱反正时期，曾为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起了先导作用；在全面改革时期，又为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实践，在最根本的改革道路和改革方向上，与陈云的改革构想是相互贯通的。
一、“三主三补论”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恢复和“一五”计划建设，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初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曾经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但也不是无懈可击。因而，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开始进行改革探索。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汇报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率先提出要“以苏为鉴”，找到一条“适合我国的路线”。同年9月20日，陈云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改革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这是陈云的第一个改革构想，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在“一五”计划末期有关经济改革问题的最具代表性的总结，我们称之为“三主三补论”。陈云的“三主三补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呢？
第一，解决计划能力不足的问题。陈云在参加领导编制“一五”计划伊始便注意到，以我国大规模建设的初始条件来说，计划不能过全过细，苏联的经验不能完全套用。他在1954年2月19日国家计委召开的研究“一五”计划纲要问题的会议上说：苏联的计划主要部分是直接计划，间接计划的比重很小。“我们则不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都是间接计划。”《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8页。 同年6月30日，他在向中共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时又说：“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如果说，“一五”计划初期，陈云认为采取间接计划方法是一种不得已的临时办法的话，那么，他在“三主三补论”中则要将这种间接计划的方法确认下来。
第二，解决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在领导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陈云发现，从“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形式”迅速转变到“高级形式”即“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企业开始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进行生产，失去了竞争压力，产品质量和品种越来越下降和减少，产品结构失调，给人民生活造成许多不利影响。1955年底到1956年初，陈云提出“选购商品”、“按质论价”、“恢复小商小贩经营”等一系列搞活经济的办法。他说：“好货不能提价，坏货不能降价，现在应该改变”；“一亏本，工资都发不出，管理人员就要动脑筋，想办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陈云文选》第2卷，第301页。目的即在于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调动其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第三，解决经济运行不畅的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陈云发现，许多产业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被人为割断了，政府计划很难把数以百万计的企业的生产流通活动合理、紧密、及时地衔接起来，从而使经济运行不畅。陈云设想建立一些非政府的产业组织对生产和流通进行引导，例如，“国家应该委托专业公司，来管理私营工厂”《陈云文选》第2卷，第290页。，以保持产业之间组织关系的顺畅，从而实现产业之间比例关系的平衡。
陈云在中共八大上提出的“三主三补论”，是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提出的指导我国经济工作继续前进的一个总纲。他强调，这样做，“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陈云文选》第3卷，第13页。。这一认识无疑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观念的重要突破。
此后，陈云的“三主三补论”在建设实践中几经考验并有一定的发展，其发展的方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要求加强计划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为了弥补计划能力的不足，克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缺陷和失误，倡导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一，在1956年底毛泽东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的设想后，陈云进一步提出一系列扩大市场作用的措施，如“对大多数地下工厂应该承认它们有存在的必要”陈云在全国工商联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纪要，1956年12月15日。，进一步放宽农产品、中医药产品市场等。参见《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页。随后，他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文件，着重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政府在安排产业组织、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安排市场上的管理优势。由此，市场取向和行政分权成为我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轮子。
第二，在“反冒进”和“大跃进”运动中，坚持“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要求加强计划工作的科学性，真正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规律，纠正“单打一”、拔高钢铁指标的偏向，提出降低钢指标的具体安排。
第三，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为恢复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继续要求加强计划科学性，倡导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同时强调要充分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满足部分居民的生活需要，回笼货币；并进一步提出手工业个体经营、合作小组应长期存在、留足自留地、除公猪私养外母猪也要私养、在部分地区实行“分田到户”发展农业生产等主张。
第四，在“文革”后期协助周恩来抓外贸，顶住“洋奴”和“剥削外国工人阶级”的帽子，大力支持利用市场机制进口棉花、出口布、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交易所扩大对外贸易等举措，强调要让我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应当的地位。
“三主三补论”是从“一五”初期的“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实践中来的，天然具有实践上的可行性。它强调保留个体经营，突破了建立完全公有制的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下发挥市场作用，尊重价值规律，突破了大一统的计划模式；允许一定范围内自由市场的存在，突破了国家垄断模式。这些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渐进改革提供了思想先导。
二、“主辅论”和“鸟笼比喻”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参加领导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陈云率先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他在1979年3月写的《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中说：“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解放初期，只掌握了第一部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还存在，但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文字形式论述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最早文献，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陈云提出这个构想，主要是为了解决哪些问题呢？
第一，对1958年“大跃进”运动特别是1966年“文革”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同时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工作中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而片面否定“市场调节”的偏向进行纠偏。因为事实进一步证明，计划并非万能，“计划太死，包括的东西太多”，“又时常脱节”，“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结果只能使“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
第二，倡导“按价值规律办事”。因为“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们对价值规律的忽视，即思想上没有‘利润’这个概念。这是大少爷办经济，不是企业家办经济。”《陈云文选》第3卷，第246页。
第三，求得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经过“文革”十年破坏，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又经过政治上两年徘徊和经济上“大干快上”，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继续严重失调。为了进行合理的调整，陈云认为，既要运用“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手段，同时也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他说：“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陈云文选》第3卷，第245页。他批评了两种现象：其一，“该严的（必须按比例的）不严，例如：基本建设的战线太长；电力、运输是必须先行的，非但不先行，反而落后；原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现在加工工业多于原料工业；钢铁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最大的问题当然是农业与工业比例失调。”其二，“该宽的（应当有市场调节的——引者注）不宽，例如：计划权力太集中；农业的非计划部分现在还太紧、太死，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陈云文选》第3卷，第246—247页。他认为应当宽严并举，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综合平衡。
1981年12月22日，陈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这个新构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文选》第3卷，第305页。。他的这个提法，得到邓小平的赞同。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谈到经济体制改革时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年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确认了这个提法，我们称之为“主辅论”。
陈云的“主辅论”是对1956年“三主三补论”的延伸和深化。从实践上看，新的“主辅论”指导下的实践比1956年提出“三主三补论”时走得更远了——无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用市场机制上，还是在与之相关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方式和分配方式上。当听到万里汇报安徽的包产到户情况时，陈云表示完全支持；而在后来农村发生了雇工人数超过当时规定的7人限额时，陈云主张“还要看一看”，并说：“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许多问题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报上大吹，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陈云年谱》下卷，第316页。陈云高度赞扬打破“大锅饭”的意义，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因为“干多少得多少，没有一个人可以揩公家油。各方面都搞活了，内在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来了。”《陈云年谱》下卷，第311页。由此出发，他支持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1982年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六五”计划稿时，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搞的这套东西，没有超出1956年陈云讲的。”《陈云年谱》下卷，第312页。陈云则马上表示：“现在搞的责任制，大大超过了我1956年和1962年关于个体经营、合作小组应长期存在的意见。”《陈云年谱》下卷，第311—312页。
不但如此，新的“主辅论”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计划”与“市场”上，从而更具一般性的理论色彩。尽管新的“主辅论”仍然局限于在微观生产、流通领域对计划和市场进行“板块式”划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计划与市场问题》提纲的结尾，陈云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第247页。这表明，陈云对这个问题仍在探索之中。
很快，1982年12月，陈云便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使用并阐述了一个新的提法——“鸟笼比喻”。他说：“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页。
陈云提出“鸟笼比喻”的表层意思是加强计划性，但其中包含着一个深层次的前提，这就是“搞活经济”。这个比喻的提出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受市场价格引导，农民种经济作物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棉花和烟叶播种面积大增，挤了粮食的面积，需要加以引导；二是城市“放权让利”试点改革不断扩大，在一些企业出现了乱发奖金的现象，也需要加以限制；三是在制定20世纪后20年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有些不谨慎，纷纷要求“提前翻番”，投资过热和比例关系失调的现象开始冒头。可见，“鸟笼比喻”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在调整已见成效的基础上，纠正过热的偏向，以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平衡。
陈云的“鸟笼比喻”同“主辅论”相比，在利用市场机制上是更加积极而不是消极了。“鸟笼比喻”从宏观与微观相互关系上看问题，表达了宏观计划主导性、制约力与微观主体自主性、积极性之间的一种共存状态。“笼子”的边界（宏观控制）就是“鸟”（市场和企业）的活动的空间，实际上计划的空间与市场的空间一样大，而且计划空间还要依照企业和市场活动的范围和要求“经常调整”。这就是陈云说的：“‘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陈云文选》第3卷，第320页。也就是说，这个可大可小的“笼子”主要不是采取指令性的“直接计划”，那样等于把“鸟”捏在手里，会把经济搞死；而是要较多地采用有弹性的间接的“指导性”计划，让“鸟”飞起来，把经济搞活。
这个着眼点，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改革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搞好宏观控制”与“搞活微观”的“统一论”
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上，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逐步提上日程。陈云积极推动这一改革，他在1983年9月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写信给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说：“城市工商业改革已有几年，似应总结经验，以便继续前进。”陈云给赵紫阳的信，手稿，1983年9月13日。
在信中，陈云进一步从宏观与微观相互关系着眼，在考虑计划体制、价格体系和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时，重点强调要“政企分开”。他说，这样“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国家领导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有时间议大事，加强宏观方面的指导和控制”陈云给赵紫阳的信，手稿，1983年9月13日。。他的这一意见，对当时正在起草中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了指导和支持作用。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陈云在书面发言中，赞成《决定》提出的计划体制改革的四点意见。
这四点意见是：1、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2、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3、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4、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参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0—351页。
这四点意见具有很大的突破意义。一是“计划经济”概念被全新界定了，所谓“计划经济”就是“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新的目标模式的总称。二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对微观经济直接控制的“指令性计划”不必为主，间接性的“指导性计划”同样是其“具体形式”。这个《决定》另一处还说“国民经济计划就总体来说只能是粗线条的和有弹性的”《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50页。，以“指导性计划”为主要手段的意思一目了然。
但是，在这段话中，“市场经济”仍然维持了传统的含义，即“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它仍被限制在少量产品和行业中，而没有把“市场经济”同“商品经济”打通，这是一个局限性。
从这时起，陈云说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其含义也跟着发生了改变。他在1985年9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从全国工作来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话现在没有过时。”“当然，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计划方法不同，但都要有计划地运用各种经济调节手段。指导性计划并不等于市场调节。市场调节，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的调节。”“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
陈云在这里讲“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是再回到直接的“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老路上去，而是为了强调“指导性计划”的作用；他强调“搞好宏观调控”，也不是为了管死微观经济，而是为了“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他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计划经济为主”，用意很明显，就是强调国家既要用直接手段，也要更多地用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以保持社会经济在总体上实现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而不能让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为主。或者说，“计划经济为主”并不是指微观板块上的面积大小分割，而是指宏观控制对于搞活微观的指导性或制约力。应当看到，这是用原有的理论概念对“计划”与“市场”关系作出的一个全新的、科学的理解。因为在间接性手段的“宏观控制”下，计划是建立在市场运行基础上的计划，市场是处于计划指导下的市场，两者之间达成辩证的统一。陈云的这个构想，可以称之为“搞好宏观控制”与“搞活微观”的“统一论”。
陈云在提出这个“统一论”时，讲得比较多的是“搞好宏观控制”这一面。这是因为全面改革以来，中央的权力下放较多，地方和企业的投资冲动得不到必要的控制。事实上，权力下放比较容易，而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则比较难。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来不及建立，就难免出现一种暂时的两难困境：宏观控制放松了，出现一个很不规范的市场；市场空间扩大了，又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状况。
这样，宏观经济过热问题越来越突出。1984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1985年1—7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长22.8％。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8月2日接见外宾时，曾就我国工业发展速度太快问题说：“听起来可喜，但有不健康的因素。”《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页。陈云引用了这些数字和邓小平的话，说：“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说到底，还是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陈云文选》第3卷，第351页。
此后，经济过热的现象并未得到遏制，1988年夏出现了更为严重的局面。针对这个问题，陈云继续强调“统一论”中“搞好宏观控制”这一面。1988年10月8日，陈云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强调说：“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支笔’。”《陈云文选》第3卷，第366页。他强调要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说：“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陈云文选》第3卷，第 366页。后来，陈云又几次强调不能太分散了，认为前几年权力下放过多，是经济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中央要集中必要的权力”陈云同李鹏谈话记录，1990年9月10日。。对此，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说：“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
尽管陈云较多地强调“搞好宏观控制”这一面，但同“鸟笼比喻”一样，他的指导思想并不是要片面强调集中，而是为了更好地把经济搞活。他的这个根本的出发点，是同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和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当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要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努力创造一种适合我国情况的、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相一致的，是与深化改革并行不悖的。
因此，陈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构想，对稳步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四、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贯通
这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正在酝酿和形成之中。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又强调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邓小平停止使用“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主要是针对微观板块分割意义上的“主辅论”，因为那里的计划和市场是对立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是此消彼长的；而不是针对宏观控制在搞活微观时的主导性或制约力。相反，邓小平十分赞成陈云提出的加强中央权威的意见，强调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可以说，邓小平的根本用意，是为了纠正一种传统的认识，即把市场多一点或者计划多一点，当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对邓小平的这段话作了详细的解读，指出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当成社会主义的特征，或把“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当成资本主义的特征，只适合于最初的历史阶段，而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阶段。随后，江泽民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江泽民使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是对“市场经济”概念的一个全新界定。如果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已打通，那么，正如十二届三中全会定义中的“计划经济”等于“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样，江泽民在这里所说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概念，实际上同十二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新的含义上使用的“计划经济”概念一样，也是由三个具体形式构成：一是“指令性计划”部分，二是“指导性计划”部分，三是“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部分。无论从这个新含义上的“计划经济”看，还是从新界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这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既不是以完全的指令性计划部分为主，也不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为主，而是以一种“有弹性的和粗线条的指导性计划”或“宏观调控”之下的“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这样既不会把经济搞死，也不会搞乱，而会实现“活而不乱”。
由此可见，就改革模式的基本结构而言，陈云的改革构想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相互贯通的。据新近披露的回忆材料介绍，“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之后，江泽民立即征求陈云、李先念对使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的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中国：1978—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因此，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没有否定而是充分继承了陈云用“计划经济”概念所表达的那些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
例如，陈云一向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陈云文选》第3卷，第347页。，“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他在1988年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的谈话中，又强调说：“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据《陈云传》介绍，在这里，陈云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西方”两个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是行不通的。这是对当时中央负责人指导经济工作失误提出的批评。参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4页。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阐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特征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以公有制为主的，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也不是以“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为主，而是“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将会为宏观调控赋予自身特有的社会政治功能。事实表明，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又如，陈云一向强调，要搞好宏观调控，才能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与生产力布局规划，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点建设，综合运用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7页。十四大后，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于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认识不足，再次形成不顾市场条件限制、盲目追求经济扩张、追求产值增长、扩大投资的热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及时作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1993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共16条。7月13日，江泽民看望陈云时，向陈云反映了16条措施下达后的情况，并说：“改革开放同宏观调控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要宏观调控是错误的，这个观点要扭过来。”陈云同江泽民谈话记录，1993年7月13日。近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均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原因之一，正是因为我国一直掌握着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没有在外来的压力下盲目拆除那些在目前条件下应当保留的“笼子”。事实表明，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不放松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
再如，陈云一向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陈云文选》第3卷，第350页。因此，改革的力度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可承受程度。在改革初期，面对价格改革这个难题，陈云反复说：价格改革很有必要，但“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陈云文选》第3卷，第337页。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因此，陈云又说：“广泛就业的办法是合乎实际的，从小的方面看不合理，从大的方面看仍然是合理的。”《陈云年谱》下卷，第283页。1990年6月6日，他在同江泽民的谈话中，又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客观实际出发，谆谆地叮嘱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陈云文选》第3卷，第376页。对于这个问题，江泽民1992年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强调：“前些日子一些地方出现过砸破‘三铁’的口号，想尽快克服企业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心意是好的，但鉴于目前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富余人员的出路尚未统筹安排，不宜简单提这样的口号，更不宜在报上公开宣传，以免引起人心浮动，给企业的生产和管理以至社会安定带来不利影响。”《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8页。事实表明，把提高效率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开放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加快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陈云晚年已届高龄，体弱多病。尽管他已经很难再像过去领导、主持经济工作时那样，对各项经济体制改革措施进行系统和细致的研究，但仍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改革的进展。他一方面从自己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出发，对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中肯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要“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陈云：《悼念李先念同志》，《人民日报》1992年7月23日。)他的确是不断探索、不囿成见、实事求是的。他的那些反映我国经济内在规律的真知灼见，不仅在当时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
作者赵士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