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改革》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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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复校工作。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党校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也希望党校能担当此事。1977年10月9日，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一段修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胡耀邦特别提出，还要搞一个东西。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解答，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你们搞了十一次了，这么激烈，这个共产党可是难当，天天不安生。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社会来回答。
思路的形成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召开。“十一大”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但仍然坚持这次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继续肯定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华国锋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又提出：“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所谓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分别指的是刘少奇、林彪和“四人帮”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但在“三次路线斗争”这个大题目下，党内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凡是派”想把“文革”的罪责全盘推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维护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实践派”则是要以实践为衡量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研究“文革”历史，不能够也不应该回避个人的历史责任。
1977年3月，胡耀邦到中共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主持复校工作。对于十一大提出的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任务，党校是责无旁贷的。当时，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许多老同志，也希望党校能担当此事。1977年10月9日，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发表了讲话。叶剑英专门讲了一段修史的话：“我希望在党校工作的同志，来党校学习的同志，都来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胡耀邦对“文革”的思考由来已久。1977年8月下旬，他在指导撰写《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时说：20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他还说：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建议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1977年9月21日上午，胡耀邦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听取教研室负责人缪楚黄、周逸汇报党史课和党建课的教学准备情况。当天，胡耀邦去见邓小平，汇报了中央党校开学的准备情况，并转告了党内一些老同志希望他出来挂帅编修党史的意见。邓小平考虑了一下，认为由他出面不合适，要党校先搞起来。邓小平还谈了转变文风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两个风要很好地抓一下，一个是学风，一个是文风。千篇一律，应景文章，无病呻吟。他希望胡耀邦在党校带个头。
第二天，即9月22日，胡耀邦再次来到党史党建教研室，就教学工作和如何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等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
讲到党史教学和编党史本子的问题时，胡耀邦说，党的历史确实需要一个定本。叶帅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希望搞出一本党史，呼声很高。他设想搞一个“从一声炮响到‘四人帮’垮台，六十年四十万字的本子”。但什么时候搞出来，中央没定，他也没想清楚。他还说：党史前边的可能好写一点，50年代末60年代难写，九次、十次路线斗争更难写，难度更大一些。但是，我们总要有人向这个目标前进。他还说：“把这个主题抓住了，华主席交的任务我们就基本完成了。应该抓住这个主题。”
胡耀邦特别提出，还要搞一个东西。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解答，为什么中国党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多。你们搞了十一次了，这么激烈，这个共产党可是难当，天天不安生。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国社会来回答。
这次汇报会，正式确定了重点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党史教学思路。根据胡耀邦讲话的精神，党史党建教研室正式成立了第九、第十、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专题研究小组，由金春明为组长，负责起草有关研究的提要材料。
高明的策略
研究小组深知责任重大，起草工作非常慎重，期间还专门请高级班学员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最后形成了两个初步方案。一个是按校党委要求搞的三次路线斗争研究提纲；另一个是只讲林彪、“四人帮”怎样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方案都是按照十一大基调写的，对“文化大革命”都是基本肯定。打印十几份报送给了校党委。
对于这个方案，胡耀邦说：我看你们的稿子不能用，是抄人家的。你们自己把历史都颠倒了，这个不行，要立即收回，宣传了错误的东西，走漏出去怎么办？胡耀邦明确说，党史颠倒的东西多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他还列举政治、经济、冤案错案等方面的许多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胡耀邦明确表达了对“文革”的否定态度。他说：“时间越久越看到‘四人帮’给党和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的深重，把党分裂了，群众分裂了，民族分裂了。”
与会者议论纷纷，敞开思想，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如有的说，“文革”是延安审干抢救运动的发展。有的接着说，比抢救运动厉害多了。要大胆重新考虑；“文化大革命”从头到尾都要清算一下，清算是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错了，账为什么不能算呢？毛主席带头算了账嘛！
会上，有些人提出，有些问题党校解决不了，要中央作结论。这一期讲不讲？短短的时间，我们的水平行不行？胡耀邦坚定地说：要讲！是怎么讲法。他进而提出：必须用现在的观点看过去，要跳出框子，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以哪个人讲话、哪个文件为根据，不是科学态度，那就不是研究了。
最后，胡耀邦提议，由哲学教研部主任、《理论动态》负责人吴江牵头，与搞党史的同志一道，一个月搞出新方案。完全按科学态度，研究清楚了，提交党委讨论。
这次会议成为拨乱反正历史中最早提出要对“文革”重新评价的一次会议。
1977年12月10日，胡耀邦听取了吴江和三次路线斗争研究小组成员的汇报，正式确定了搞一个关于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若干问题的讨论提要，并就写作内容进行了初步讨论。
胡耀邦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会发生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求大家认真研究，搞清楚这个问题，写出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他还说：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
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了，起草工作进行得很快，一个月后，《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草稿）》就搞出来了。
1978年1月18日，吴江将提要初稿报送胡耀邦，并附信说明：“提纲草稿已拟出，是大家讨论的结果，我也作了一些修改，大都是陈言。请审阅后再作一次指示，以便逐步改进。”当时“初稿”还不可能从正面突破中共十一大对“文革”继续肯定的基调，如吴江所说“大都是陈言”。
此时，中央已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兼管中央党校。胡耀邦在百忙之中，抓紧审读了稿子，于1月20日做出批示：“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应该意气风发地同时又严密周详地加以充实。”
在提纲初稿出来后，胡耀邦又提出新的意见：稿子先不上报中央，作为草稿先印发给第一期学员征求意见，然后将提纲连同学员意见一并上报中央。再考虑如何着手编写。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胡耀邦领导搞的这个稿子，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十一大的框框，如果直接呈报上去，肯定不会符合中央坚持“两个凡是”的领导人的意愿，胎死腹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首先在中央党校的学员中进行内部讨论，反映了大家的意见，把文章做大了，上面也就不好再轻易否定掉了。
800人参与
根据1977年12月2日校党委会上冯文彬的建议，1978年春季开学以后，邀请省部级部分学员开小型座谈会，被邀请开座谈会的有6人，其中有不久后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三支部学员杨西光。
1978年4月上中旬，在“党的学说”这门课程中，党史教研室将数易其稿的稿子，正式铅印下发第一期高级和中级干部班、理论宣传干部班三个班次的全体学员（共807名）讨论。题目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提要，征集意见稿）》。
《提要》还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中共十一大肯定“文革”的政治框框，但在这个框框下填充进了许多新鲜的历史内容，促使人们对“文革”的深入思考，是为否定“文革”的第一步。具体说，这是在“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经验”的大题目下，“做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在“捍卫和高举”毛泽东旗帜的“陈言”下，强调“应当完整地而不是零碎地、准确地而不是随意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运用其精神实质，去分析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
《提要》是一个“以论代史”的写作模式，最有新意的思想成果，是提出了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应遵循的三条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二条，即对实践标准的论述。它引用毛泽东 “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 的话为依据，说明“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由路线斗争的实际总结果来检验。”如此旗帜鲜明地论述实践标准，用实践效果评价“文革”是非，是“文革”后的第一次。
《提要》对当时人们最为疑惑的两个问题——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三七开”的论断、澄清“文革”以来重大路线是非与“捍卫和高举”的关系，都做出了新的解释，强调不要拘泥于这个“三七开”的提法，鼓励人们要敢于承认错误和实事求是地认识错误。并且说：认真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澄清事实真相和重大的路线是非，彻底打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是目前所需要的“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最棘手的还是刘少奇的问题。“文革”中对刘少奇进行全民大批判，强加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罪名。现在怎么看？吴江领导起草小组在研究中提出，要把刘少奇的问题与林彪、“四人帮”的问题从性质上区分开来，前者是党内路线问题，后者是反革命集团。为了搞清楚“文革”中加给刘少奇的诸多罪名，起草小组有关人员找了一些知情的学员了解具体情况。如“三自一包”的问题，找了来自农业部和安徽、吉林等地学员；“三和一少”的问题找到中联部等单位的学员。他们详细地说明了这些问题的来由，证明这些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
《提要》虽然还是延续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但一是肯定了毛主席的路线“始终占着统治的、主导的地位”，二是确定了刘少奇路线到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已告结束”，这就把刘少奇和造成“文革”大动乱的政治责任实际上区别开了。在《提要》正式铅印时，报经胡耀邦同意，又抹去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扣在刘少奇头上“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帽子。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擅自行动。
党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上老、中、青都有，由于在“文革”中的经历不同，感受不同，思想解放程度不同，在讨论《提要》中，意见分歧很大。往往同一段文字，有的认为说过了，有的认为说的还不够。汇总上来的意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疑问和对毛泽东的复杂情感，反映了“文革”结束时期人们头脑混沌初开的思想状况。
根据学员提出的意见，研究小组整理出了一份综合材料，并于5月17日报送给了校党委。校党委将《提要》征求意见稿连同整理出的学员意见，转送给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
历史的定格
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集中暴露出了党内在“文革”认识上的一些阻力。尤其是对毛泽东的一些“文革”言行应如何看的问题，大家一般都是多有顾忌。在“完整准确”的概念判断和“实践标准”的客观判断之间，许多人是来回徘徊的。即使是在实践标准上，人们的看法也多有歧义。如有的问：每个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所以，要打碎党内多年形成的“两个凡是”的思想，必须从哲学的认识论高度阐明实践第一的观点。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惟一性问题，并把这场讨论从中央党校推向全国。
刚从中央党校高级干部班毕业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众多来稿中，敏锐地发现了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的特殊价值。他与中央党校理论工作者合作，对该文进行大幅度地修改，加上“唯一”一词，形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实》文经胡耀邦两次审阅定稿，于1978年5月10日首发于《理论动态》，次日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全国范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大讨论的兴起。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对“两个凡是”形成了猛烈的冲击，推动了全党的思想解放运动，“凡是派”的阵地越来越小了。中央党校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三次路线斗争”的研究，并确定在今后各期学习中，把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列为党史的一门常设课程。
1978年6月，第二期高级班和中级班开学。党史教研部根据校领导指示，对《提要》稿的修改进行了多次讨论，于8月23日提出了新的修改方案，并上报给校党委。根据这个方案，研究小组又两易其稿，于12月23日，将新的修改稿报送胡耀邦。
此时，胡耀邦正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里会外非常忙碌。12月26日，胡耀邦对报告作了批示：“我没有时间看了。可能问题多一点是如何评价刘少奇错误路线问题。（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夸大这次路线斗争）。这没有关系，拿给大家讨论去，议论纷纷，有好处。”
新稿在“前言”中明确表达了要敢于揭“文革”疮疤的态度。指出： “如果不顾事实，不作分析，禁区处处，讳莫如深，把缺点当美德，把错误当成果，那绝不是什么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而是继续保护错误路线造成的灾难和恶果”。
新稿在对“三次路线斗争”的论述中，进一步减少了刘少奇路线的政治份量，加大了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批判。新稿还点了康生的名，称他是林彪、“四人帮”的“同伙和智囊团的首领”，“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许多坏事”。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已不再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原稿中剩下的半顶“帽子”也彻底取消了，所谓“资反路线”的问题也不再讲了。
新稿中对林彪路线和对“四人帮”路线的论述，不再使用“极右实质”之类的语言，明确提出批极左的问题。这方面新加的提法有：以红卫兵为先锋的群众运动，带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色彩；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为反革命的指挥部”；对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明确指出“这是人民群众自己起来行使民主权利，同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等等。
新稿在总结经验中也较前稿更具理论深度，提出了许多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如指出：过去党内流行的“‘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等等一些说法，“是极其错误和极其有害的” ；认为“文革”的党内斗争大抓大斗，逼供信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造谣诬陷，无限上纲，“冤案、错案、假案之多，被迫害致死的人数之多，都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对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论述，表现了中共党内对“文革”劫难已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照录两段如下：
“要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首先是要让人民群众讲话。不仅允许讲符合各领导人口味的话，符合‘长官意志’的话，而且允许讲不同意见的话，批评的话，甚至骂人的话；不仅允许讲正确的话，而且允许讲不那么正确甚至错误的话（讲错了可以批评、教育，但不要戴帽子，打棍子，真正实行‘言者无罪’）；不仅允许坚持真理，而且允许改正错误；不仅允许批评，而且允许反批评（但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允许‘无限上纲’，以势压人）。”“不仅要有批评机会主义头子的权利，而且要有批评任何领导者的错误的权利。没有这些条件，没有这些规定，没有这些保证，所谓民主就是一句空话。人民连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得上人民当家作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吗？”
这段不无精彩的论说，是只有在经过十年“文革”的切肤之痛后才说得出来的。是在对“文革”痛定思痛的历史总结中，中共党内重新响起的呼唤民主自由的声音。
“三次路线斗争”的命题被否定了，但这场大讨论的意义已经定格在历史中了，一个历史时代也就此跨越过去了。在大讨论中，全校学员反映的意见和对“文革”教训的总结，直接帮助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若干政治生活准则》的制定。也为后来全党高级干部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大讨论和通过，起了历史铺垫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