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与世界观察2010年第1期
摘要：在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权势转移的大趋势下，中美日三方都应对各自的亚太地区政策做出战略性调整。美国既要注意避免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引发双方的军事冲突，同时也要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不允许任何势力把美国从这一地区驱除。中国已经成功地使韩国在中美之间“中立化”，下一个外交目标是不是应该争取实现日本的“中立化”？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中美日的非等距三角关系经过北京和东京的共同努力，会逐渐走向大致等距离的三角关系呢？如果这样，则将意味着亚太国际关系新局面的到来。
这几年亚太地区的几起重大事件，不仅对世界格局具有深远的影响，也把中美日三边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时期。随手拈来，我们可以列举以下几件：2008年夏，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2008年秋，由美国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2008年底，欧巴马入主白宫；2009年秋，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领袖鸠山由纪夫成为日本首相；2009年，中国取代德国成为最大贸易出口国，其GDP总产值坐三望二，预期将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区域性事件也层出不穷，此起彼伏。例如，朝鲜和伊朗的核危机、对美恐怖行动的加剧等等,不一而足。本文的重点主要放在中美日三边互动和亚太国际关系上（为论述方便起见，以下对三国分别称为中方、美方、日方）。
中美互动
中美关系中这两年叫得最凶的是有关G2的论述。虽然没有得到两国高层的首肯，但也可看作是美方从应对中国崛起和应付自身危机的角度进行的一项试探性外交策略，与此同时，双方都展现了高度重视中美关系的姿态与行动。这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欧巴马2009年访华都能看出端倪。
但是，进入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逆转。美国对台军售和欧巴马会见达赖喇嘛引发了新一轮的中美关系下滑。再加上去年就已经出现的中美贸易争执、美促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中美关系似乎又到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为此中方已对美方提出严正抗议。那么，如何应对这一下滑的趋势呢？
目前出现的问题应该从两个不同的层次来分析。从宏观层次来讲，也就是从中美各自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和世界大格局来讲：中美作为当今世界的两强，既有合作又有斗争的局面将会长期持续。美国对台军售和总统会见达赖是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并非今日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中美建交以来大多数美国总统都要做的事。那么中方如果想扭转这种局面，停止美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习惯性做法”，就不是外交部或相关单位发几个声明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些报复措施就能起作用的。这需要中美两国在最高首脑的层次上达成协议，就像当年里根时期签订《八一七公报》一样。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应该留待下一次或下几次胡欧会谈时郑重提出，使双方都认识到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争取再发一个类似的公报。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双方既有斗争又有妥协的过程。
从微观层次上来看，这里面有一个外交技巧的问题。对台售武和西藏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已为世人皆知。所以，中方提出抗议，采取报复措施，当然是必要的。但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才能既把美方“打疼”，最起码也提高今后在类似问题上的成本，又不至于造成中美决裂，有伤大局，就是一个值得集思广益的外交策略问题。可以采取的报复措施无非是政治外交、经济、军事三个方面。中方已提出暂时中止相关的双方军事交流，在国际事务合作上也予以保留，以及对美方参与售台的公司予以制裁等等，都是中方的反制措施，既具有象征意义，也能产生一定作用。如果想再加重分量的话，有人提出中方应在朝核与伊朗问题上拒绝与美国合作，这恐怕不会有太大效果。因为朝伊问题已经国际化，非中方一家能左右大局，而且也关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问题。比较有效的还是打经济牌，比如大幅度减持美国国债等等，这对当前美国已经严重的经济状况将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众所周知，经济牌也是双刃剑，伤人亦伤己，真的实行起来也将颇费周折。但如需断臂，也不是不能实行的。
我在2009年11月欧巴马访华之前，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如同舟，则共济》的短文，就说到这里面有一个基本判断的问题。也就是说1
中美是否处在“同舟”的状态中，而且将“同舟”多长时间；如果中美双方都判断为双方确实在“同舟”，且“同舟”还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则各自的基本国策就应以“共济”为主。当然共济不是互相纵容，而是互相交底，还要在核心利益问题上讨价还价，才能取得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也就是说，讨价还价是维持同舟共济局面的一个必要手段。而讨价还价的一个基本点又是实力。报复也好，反制也好，都要有实力作依据。没有实力的话，话说过了头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掌握分寸也是一个必要的外交技巧。
中日互动
中日关系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2001-2006）曾经陷入谷底。小泉之后的历任首相：从安倍晋三到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再到今天的鸠山由纪夫，都对小泉时期的对华政策作出了重大的反思与调整，根据日本的自身利益，相继采取了“破冰之旅”等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大幅度改善了中日双边关系。中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也多次访日，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在2009年《日本学刊》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论文，提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经完成了三次重大的2
历史性选择，而最近的这一次就是我称之为“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的选择。所谓“中间路线”，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亚洲与西方之间保持一个平衡的位置。
2009年秋登台的民主党鸠山政权代表了一种具有变革式性质的方向，从而使日本的这一条“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更加明确。长期以来，日本外交的基轴是日美同盟。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日美双方在冲绳军事基地搬迁和驻日美军的拥核武器问题上不断发生争执，都代表了日方试图改变长期以来仰视美国，甘作美方小兄弟角色的地位。与此同时，鸠山首先提出中日韩三方合作，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小泽一郎率一百多名国会议员大张旗鼓地访问北京，并逐一与胡锦涛合影，都表明了日本想在中美之间成为一名平等伙伴的强烈愿望。当然，日本的这条路能走多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这条中间路线的形成与实施，无疑对改善中日关系是一个带有历史性的进展。
中美日三边关系与中国外交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待新时期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呢？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三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此消彼长的大趋势，以及由于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权势转移。在这一大趋势下，中美日三方都应对各自的亚太地区政策做出战略性调整。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加强对华关系，把中国作为亚太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可以预期的。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时候，美国很有可能继续推动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不但要一起解决国际金融危机，同时也要一起在重大国际冲突的解决中发挥领导作用，例如朝核、伊核和全球气候环境治理等问题。在这样的考虑下，美国国内的非官方的G2想法就会不断浮上台面。美国也将继续采取其既合作又斗争的方针，也就是说，既要注意避免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引发双方的军事冲突，同时也要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根本利益，不允许任何势力把美国从这一地区驱除。与此同时，也要做好中美一旦发生冲突的必要准备。这个准备的基点就是保住以至于进一步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同时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战略合作，如越南、印度等等。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亚太地区虽然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外交的第一位优先仍然是在中东地区，也就是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其重点也还是反恐，对华外交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几个重点地区之一。
从东京的角度来看，完成其中间路线的定位应该是符合日本的基本国家利益的，同时也顺应了由于中国崛起所造成的权势转移从而引发的历史潮流的转变。日本民主党执政，有可能为日本内政外交带来新的理念和风向。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人口老龄化逐年加剧，这些国内因素的重大变化也促使很多日本人去思考日本在国际上所应该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相信日本应该将其“大国”理念转为“中等国家”。关于日本的国际定位问题，日本朝野还在思考辨论过程中。早在九十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指出“在现阶段，日本还会跟美国走；而到了下一阶段，日本就会转向中国”。当然，预期日本转向中国恐怕还为时过早，但日本试图在美国与亚洲之间采取一种“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则是可以预期的。这里我们所说的“中间路线”不是绝对的中庸，而是在不同情境下、不同领导人时期，采取不同的态度。抑或靠近美国，抑或靠近中国，但无论何种具体政策的变化，日本恐怕已经很难脱离这种中间路线的大框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美日三边关系新时期中明显的“新”特点。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美国和日本都是中国外交的关键性伙伴，中美之间的合作更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但中美关系又绕不开一些有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比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经贸纠纷，等等，这就使得中美关系必将呈现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与前两年不同的是，中国现在的分量加重了，已经到了人们动辄谈论“G2”的时候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也就是说，中国对美外交讨价还价的筹码也加强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审时度势，善用这些筹码的新课题。上文提到，不管中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什么争执（例如台湾、人权、经贸等问题），美国的主流思维还是把其对华政策放在中东政策之后。在这个意义上讲，中方也没有必要去主动出击，因为在几个具体问题上的争执而展开与美国的全面性对抗。中方应该做的是继续利用目前还存在的“战略机遇期”，集中力量搞好自身的建设，在切实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继续加强与美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
从北京的对日外交来看，自小泉之后，应该说是成功的。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曾在不同场合下提出，中国已经成功地使韩国在中美之间“中立化”。也就是说，韩国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发生台海危机，韩国将不在军事上卷入（尽管韩国是美国的军事盟国）；那么，中国的下一个外交目标是不是应该争取实现日本的“中立化”？在几年前的国际环境下，这样的提法似乎是匪夷所思的；但我们看这两年的日本外交动向，特别是鸠山新政权启动以来，其中间路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日美之间在冲绳美军基地和美军核武器驻日等问题上所引发的摩擦又是持续不断，大有动摇美日安保条约根基的架势。当然我们不是说日本会与美国反目以至废除美日安保条约，但随着日本外交中立化趋势的逐渐成形，我们是不是可以预期中美日的非等距三角关系经过北京和东京的共同努力，会逐渐走向大致等距离的三角关系呢？如果这样，则将意味着亚太国际关系新局面的到来。
还有一个中国外交需要注意的问题，台湾与西藏问题尽管是中方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国和日本对此都有所禁忌，这说明中方的信息传达得清晰，应该继续下去。但如果我们来看美、日以至于整个西方的舆论取向，则应看到，在这两个问题上，中方并不占上风。也就是说，多数民众对台湾和对达赖还是持同情态度的。这方面中方的舆论工作、公关工作，都还差得相当远，也就是说，中国外交在发挥软实力方面还有待不断加强。
纵观自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改变世界一周”的中国之旅和1972年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访问北京，他们各自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奠定了中美、中日合作的基础以来，三国之间的关系风风雨雨已走过了近四十年的路程。中美日三方的相互依存已非昔日可比，而实力转换亦是显而易见的。在此重要时刻，中国外交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利用亚太国际关系出现的新局面，继续本着循序渐进的方法，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下功夫。中国应在继续加强其硬实力建设的同时也更注意软实力的加强，如此就有可能在避免全面性对抗的情况下解决与美国近期来出现的带有原则性分歧的问题，也充分利用日本外交转型所带来的新的契机，从而使中美日三边关系出现一个新的良性的发展。
（作者：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
1见2009年11月13日《解放日报》第6版
2参见赵全胜《日本外交的主流思维——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