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主的正向需求构成了中国社会普遍需求的表现，它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执政党政治统治统一性下的社会不断走向的开放、多元和参与。民主的逆向需求则是对于既有制度空间和政治可能性的根本否定，同时忽视社会实际需求，将既成的民主内容作为对抗政府的民主发展要求，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虽然，民主的逆向需求存在一定积极意义，但其促使了政治统治控制的加强，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消解了自身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自身而言，政府是否对民主的正向需求积极回应，这是评价政府责任的主要标准。现实的情况是政府走向了自身意识形态内容所批判的政治统治，构成了正向需求的危险信号，这是从政府责任角度的剖析。
关键词
民主 正向需求 逆向需求 发展 政府
一、民主的正向需求是什么
民主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题和方向。但是，围绕民主的内容却争论不下，甚至是水火不容，中国也不例外。目前来看，中国主流的民主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其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学理而言，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执政党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执政党积极回应人民的普遍利益诉求;二是执政党将人民的不同利益诉求集中起来，转化为政治纲领和政府政策。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依赖的，缺一不可。除了人民民主以外，外围的民主制度和非主流的民主内容也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这其中，外围的民主制度，如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其都是人民民主的重要补充;非主流的民主内容，则是各种新兴的民主观念和与人民民主不一致的民主制度，如善治、治理，如权力分立、多党制。
虽然，民主内容的争论在中国也难有一个确定的结果。但是，如何衡量不同的民主内容以及其是否适合中国的政治发展，却是有一定的参照标准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普遍诉求，其直接决定了什么样的民主内容才是适应实践要求，而不会陷于理论争论的窠臼，导致相互攻讦，甚至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层面。那样，根本无益于尊重事实情况，并解决现实的民主问题。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利益诉求呢?首先，需要警惕一个思维的误区。市场经济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迁，西方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不断被引入中国，民主也不例外。这样，在发展民主的过程中，很容易陷入西方的理论逻辑，而不能现实的分析中国的实际情况，并针对此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发展决策。在此，可以首先举一个西方理论界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反思性案例。Peter Hays和Stanley Rosen主编的 “Chinese Politics-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一书中，围绕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从合法性的角度分析了多重社会问题和不同社会群体，其中，民主问题也是潜在的一条主线。但是，作者对于普遍的民主发展逻辑提出了不同意见，尤其是来自西方世界的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普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把任何反抗权威的行动理解为民主化的需求，把任何不同意见理解为民主的先声”，所以，作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现实中国各种问题和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是什么，从而证明了这一西方普遍的民主逻辑是不能够理解中国的民主问题的。这一误区同样是认识中国社会普遍诉求所需要避免的陷阱。
其次，中国社会普遍的需求由哪些构成。从对2011年上半年中国社会主要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严重爆炸案件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社会成员对抗政府和反对社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这导致了利益分配不公和对于社会成员的大面积剥夺;二是政府腐败和政府的不公正对待，这导致了社会成员不仅要承担腐败的社会成本，还要遭受不断的不公正待遇。那么，针对这两方面的不满，社会成员又有什么样的社会需求，而这正是构成民主发展的实际社会需求和内容规定。一方面，民众普遍要求政府应该积极消除社会不利后果，给予民众以公正待遇;另一方面，民众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于政府和执政党，认为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生活的安定有序仍需依赖于此。也许这样的分析结果令很多激进主义者感到非常不满，但是，除了这一统计以外，还可以引用外国学者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和分析结果。Dorothy J. Solinger在 “A question of confidence-state legitimacy and the new urban poor” 一文中就分析了最低生活保障受益群体的实际政治态度，在结论部分，作者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他认为从政府角度，政府对这一群体存在很大的不信任;但是，从受益群体而言，其虽然也存在诸多不满，尤其是保障水平的不足，但其仍然寄希望于政府的改善，并且，这不影响这一群体对于政府的合法性统治，即使大部分受益者都是因为政府的市场改革而导致的失业、下岗，这才有了最低生活保障这一政策的实施，其政策初衷更多在于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Andrew Mertha在 “Society in the state-China’s nondemocratic political pluralization” 一文中从民主的角度分析了同样的结论，中国政治和社会日益形成的多元化是出于一种破碎权威主义体制下的，融入政策过程中的，统一的政府模式。一方面，相对于市场经济改革以前，政治合法性和政府决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另一方面，政治的统一并没有改变，这一空间不同于任何为民主发展所规定的逻辑。
所以，针对中国社会的普遍诉求，可以反映出适应中国实际的民主诉求是什么，由哪些内容构成。这构成了中国民主的正向需求。建立在社会日益开放、多元，民众对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参与决策的要求，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统一性仍然占据主导的地位，二者之间需要相互的配合，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基础和现实需求。可见，如果套用西方民主发展的路径，其很明显不能获得中国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也即很难获得社会支持。中国社会虽然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提出了诸多不满和表现出诸多抗争，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的希望仍然寄托于执政党，这决定了民主的发展需要在既有政治空间内进行，而不能试图突破这一政治界限。在此范围内，寻求与执政党的积极互动，从而反映开放、多元、参与的社会特征。如此，才是切合实际情况的。
二、民主的逆向需求是什么
民主的正向需求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适应实际情况的民主内容。相反，民主的逆向需求则是不能切合实际情况的民主内容。就主流的民主制度而言，人民民主仍然具有相当的合法性基础，这在上文的“民主的正向需求”部分已经有详细的说明，其即使不能为社会提供一个满意度较高的民主内容，但这不表示其完全不能反映实际情况。与此相对，其他的民主内容，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民主逻辑，在部分社会成员那里获得了极大的认同和合法性基础，这就构成了民主的逆向需求。民主的逆向需求指的是在不能满足特定民主需求和对于特定社会问题不满的情况下，超出现有的制度空间，选择既有的不同制度内容，然后作为实践的理想和对抗既有制度的武器。其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反映现实的社会需求和普遍的实际情况，而是一种挫折心理的表现和急迫的变革情绪，不能很好的利用既有的制度空间和改革可能性，结果只能停留在逆向的层面。
民主的逆向需求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初即有表现，突出在于80年代末期的社会运动和政治风波。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权威和控制体制下释放出来，相对于现在而言，当时的政治氛围仍然充斥着革命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内容。所以，民主的发展需求就更多的表现为对抗中的发展，这明显具有了逆向民主的特征。因为，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刚刚从极端权威和控制体制下释放出来，社会的开放、多样和参与明显低于现在，社会的普遍需求仍然是摆脱政治控制后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当时条件下的民主诉求越发表现出对抗既有政治体制，诉诸于情绪和发泄不满，加剧了民主发展脱离社会实际需求的差距，结果，民主的诉求完全表现出比现有条件下更加超前的姿态，置既有的制度空间和政治可能性于不顾，成为典型的逆向民主需求。虽然，这一时期的政治行为表现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如，刘建军在“颠覆、重构与治疗：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一部分中所写，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更多是因为知识分子对于文化领导权之争与政治领导权的冲突，二者的合二为一成为当时政治后果的原因;或者按照官方的界定，这是因为资本主义错误思潮对于中国既有社会主义的攻击和颠覆，这些分析因素都是有一定作用的，可根本仍然在于民主发展的要求片面表现为超出实际社会需求的结果，也即民主的逆向需求。
市场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以后，尤其是在进入了21世纪这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基础开始表现的越来越明显。80年代关于民主的争论和政治的斗争掺杂了太多的感情和理想，同时也因为当时条件的不成熟，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不管是观念还是制度，都没有为民主的实际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21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带来了社会的开放、多元和参与，政府在此过程中保持着政治的统一性，同时，政府的决策过程相应的发生着变迁，制度空间的出现和政治可能性的提高都使得更加成熟的民主运行得以可能，这是一种正向的民主需求。但是，这不表示民主的逆向需求不存在了。相对于80年代的激情政治和拔高的逆向需求，21世纪以来的逆向需求更加趋于制度化的内容。例如，围绕08宪章的问题，其虽然表现为制度化的诉求，但是，根本而言，其是突破了既有政治范围和制度空间的制度改革要求，因为不仅仅执政党不能容忍这一颠覆性的制度改革，同时社会也很难提供有效的支持。所以，08宪章是一种现有条件下逆向民主需求的表现形式，其过多的诉诸于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与其在80年代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是一致的。
从不同时期中国民主的逆向需求分析，其根本性的特征在于不能满足实际社会普遍需求的民主内容，不管这种民主内容是局限于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还是开始向更加制度化的方向转变，其都是对于既有制度空间否认基础上的选择既成的民主内容，而这又天然的等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路径。执政党和政府在对待不同时期民主的逆向需求方面，也是没有留出任何让步和政治可能性，如，80年代末期的政治风波中，“四二六”社论对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以及后来的动乱法的实施，这些都表明了既有政治统治的一致性;对于08宪章，执政党同样选择了不予承认，并且按照政治规定和法律规定拒绝民主的逆向需求，提出了“五不搞”，这些政府行为都从侧面反映了逆向民主需求与政治正统的差距，也即脱离现实社会需求的差距。在此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甚至不惜部分合法性的基础，也坚决反对各种逆向民主需求，这更是证明了逆向民主需求在社会现实需求满足方面的不足，而这又是由其超越实际情况的根本性质决定的。
三、民主逆向需求的评价
如何评价民主的逆向需求主要建立在对于逆向需求的性质判断的基础上。因为民主的逆向需求是背离社会实际情况的，不能满足社会普遍的利益诉求，更多的诉诸于既成的民主内容，所以，其不利于实践的要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执政党和政府在合法性基础出现了很大程度的缺失条件下，特别是在与逆向民主需求对抗的过程中，社会仍然有效的处于执政党的统治之下，社会成员对于民主逆向需求内容的支持是非常有限的，也是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因此，民主的逆向需求无异于“画饼充饥”，对于制度建设缺乏有效的作用，更多只是唤起人们的激情和情绪，博得同情，同时也瓦解着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合法性认同。如此看来，民主的逆向需求很难具有任何的正面意义，以推动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发展。其实也不然，因为，理想作为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始终需要的，即使这样的理想是缺乏现实社会基础的，至少其是目前中国社会可以拥有的具有相当认同度的价值观念。主流的民主内容很难再次获得革命年代的理想地位，传统资源又不具备这样的价值内容，所以，只有西方的民主内容可以提供这一价值期望。
另一方面，民主的逆向需求的意义主要还在于对抗权威和促进改革的过程。因为任何的社会变迁都不是自动实现的，即使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和二者之间的互动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可政府不会主动的做出调整，当下的这种制度空间和政治可能性也是离不开逆向民主需求的持续努力。如果将变迁建立在政府基础上或者其他依附性的民主内容基础上，那么，结果只能是没有民主，政治仍然延续着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逻辑。从这一点来看，逆向民主需求还是有其重要的促进意义的，尤其是在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方面，这种间接的作用是其他民主内容所无法取代的，包括正向的民主需求。可是，评价逆向民主需求，根本还在于其性质，虽然其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却不能否定其性质上对于事实的偏差。而这种偏差在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将执政党的政治统治推向极端化;二是将逆向民主需求推向极端化。不管是哪种结果，都是对于社会普遍需求的忽视，根本上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1)执政党政治统治的极端化
任何执政党在维护政治统治过程中，都会存在各种争论，也即不同执政思路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中国表现的尤为明显。80年代中国民主政治改革可以分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保守派倾向于维护建国以来的革命路线和意识形态内容，而改革派倾向于推行市场化改革以及相关社会的改革。二者之间在维护执政党政治统治方面是一致的，这一点在逆向民主需求者看来是分析改革可能性的重要依据，实则不然。因为，他们在政治统治上的一致性是当然的，否则就不构成执政党了。但是，在推行政治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因为逆向民主需求的参与，这间接导致了执政党在改革上的退却。一方面，逆向民主需求明显不能与既有统治相并存，所以，其必然为既有统治阵营中的改革派起到了负面作用，无疑给他们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也使得整个民主改革出现回流;另一方面，逆向民主需求会加强执政党在政治统治方面的一致性，闲置民主内容，将各种争论和对抗性的民主内容视为威胁政治统治的破坏性因素，结果是政治统治替代民主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这构成了执政党政治统治极端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21世纪以来，逆向民主需求虽然多转向制度化的内容，但仍然改变不了根本性质上的差异，仍然缺乏社会现实基础。所以，其民主主张也引起了执政党政治统治的警惕。因为这种制度化的转向，逆向民主需求的内容开始混于社会普遍诉求的内容，二者之间很难做出明显的区分。如，逆向民主需求提出了参与的政治要求，但是，其政治参与的诉求是建立在消除既有执政党政治统治模式基础上的权力分享和多党模式，这又是根本不能为执政党政治统治所接受的。同时，社会普遍诉求对于政府决策的参与和政治的透明度，其同样包含了政治参与的内容，其与逆向民主需求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和重合性，这容易引起执政党将社会诉求等同于逆向民主需求，结果是执政党的政治统治优先于民主政治发展，反而压制了制度空间内和政治可能性范围内的合理、正当社会诉求。这也是为什么执政党政治统治存在一个不断强化控制的倾向，其中，逆向民主需求的间接作用是明显的。
(2)逆向民主需求的极端化
逆向民主需求天然的具有极端化的倾向。因为其否定既有制度内容的可能性，不支持任何的制度空间，从性质上否定了既有政治统治。正因为这一特征，逆向民主需求都是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一极端化的倾向将随着社会基础的缺乏而表现的越发明显。80年代政治变革时期，在对抗权威的过程中，民主的内容只为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而社会的主要构成农民和工人并不认同，因为其过多偏离实际的需求。21世纪以后的制度化内容的逆向民主需求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即使是社会新兴的群体也不能接受这一观念内容，包括中小企业主、白领等，连同原来的农民和工人，整个社会的现实需求并不是制度化的民主变迁，相反，更多是正向的民主需求，是在可能的政治空间内的政府改革。可见，民主的逆向需求是以极端化的表现形式为其组成内容的，这一问题甚至会引来对其正面意义的否定和消解，从而导致民主政治的困境。
在评价民主的逆向需求时，已经指出了其自身可能的在对抗权威过程中，施加压力和促进改革的作用。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民主的逆向需求是唯一较为理想的选择，其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根本性质和极端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消解这一积极作用。一方面，民主的逆向需求不再是合理的对抗权威的来源，其转化为一种激情和情绪，根本脱离社会实际需求;另一方面，民主的逆向需求刺激了既有执政党政治统治控制的加强，中断民主改革，不信任民主政治，导致执政党的极端化倾向，从而将民主政治置于锁定状态。所以，逆向的民主需求将失去可能存在的任何积极作用，完全转化为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即使其对于执政党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产生消解作用，可这种作用的结果也是不积极的，社会民主化的改革前景也是不确定的。因为，根本上不能满足社会实际需求的逆向民主需求同样承担不了中国民主改革的使命。从这一层面来说，逆向民主需求的极端化是始终都需要警惕的。
四、民主正向需求的回应
——来自政府的危险
分析民主的正向需求与逆向需求，可能会招致如下几种批评：一是民主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对于其民主内容的批评是不合理的，至少其认为其代表着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二是具有民主倾向的，其认为对此的分析是有欠缺的，不能因为社会实际需求的问题而否定民主自身的内在价值，这是将民主片面化了，同时也是为执政党和政府的辩护;三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因为其认为一方面对于政治要求和官方界定的偏离，其分析程度远没有达到政治标准，另一方面对逆向民主需求的批评也是不够的。这里仅简单列举这三种可能的批评。对于第一种批评，脱离了社会实际需求的民主内容就不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对于第二种批评，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反映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容，其构成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对于第三种批评，一方面，政府的规定已经明显政治化，是对于特定政治环境的反应，不能作为唯一的标准，另一方面，政府自身也是存在特定不足的，而这构成了从政府自身剖析的起点。
虽然，民主的逆向需求根本上不能适应社会普遍的需求，并有可能导致执政党政治统治的极端化倾向。但是，政府自身也存在改革的要求，这就是上文一直以来针对逆向民主需求批评可能招致的批评的另一方面回应，指向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自身的改革即是否可以满足社会成员民主的正向需求，这构成了评价政府的主要标准。不管民主的逆向需求需要为政府的强化控制负多少责任，作为政府自身而言，有其相应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只有政府能够积极回应社会成员的正向民主需求，那么，这样的政治统治才能获得不断的合法性并维持下去，否则，逆向民主需求对于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消解作用将加剧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失序，这是政府的责任范围。
就目前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统治来看，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的各方面制度远没有完善，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在“民主的正向需求”部分分析了中国社会走向开放、多元和参与，这要求相应的民主制度内容配套，从而满足社会成员的实际需求。但是，现实情况是以人民民主为中心的一系列民主制度内容和设计更多的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完美性，而不能满足实际政治过程中的人民参与、政府透明和社会多样，结果，出现了上文所列举的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即不公正待遇和政府腐败，并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和失序的可能性。因为，这里指向的是政府自身的剖析，所以，不再阐释逆向民主需求对此的影响。那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逻辑来分析政府自身出现的各种问题是较为合适的。为什么既有的各种民主制度设置不能满足现实社会中人民参与、政府公开和社会多样的需要，而理论上其应该承担的角色作用?首先，一种制度的运行其必然存在相应的制度受益者，而官方的民主制度内容的运行并没有使人民受益，那么，受益者是谁?显然，政府官员、商业资本以及知识群体成为了实际的制度受益者，也即剥夺了本该受益的社会大众的特殊群体的形成。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逻辑指向的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群体，其生存和受益依赖于不断的背离人民的利益而不如此则无法继续下去，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如此，那么，反过来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群体对于人民的剥夺也是适用的，并不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因为其针对的是具体的问题，而没有上升到原则性、政治性的问题。
可以看出，政府自身形成的特殊利益群体使得政府对于民众民主需求的回应成为问题，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这是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所分析的结果。政府的危险在于其惰性和不改革，陷入马克思所说的不打碎即无法改变的困局，这里的责任不需要从逆向民主需求来阐释，更多的是政府自身的问题。那么，这对民主的正向需求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反过来也加剧了对抗性民主内容(逆向民主需求)的影响，二者一正一反，加剧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难度。在此，如何解决这种难题，已经不是讨论的主题了，但是，明白实际的难题是什么，却是这里需要着重强调的，这也是解决难题的前提条件。不过，有两个倾向需要警惕，一是执政党政治统治极端化的解决方式，二是逆向民主需求极端化的解决方式，其二者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不明确实际情况，忽视实际情况的结果。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