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摘要：在全球化的未来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及其超越，构建马克思主义特质的中国新文化范型，保障本土生活方式、政治模式、价值观和语言文化传统安全地融入全球化历史实践中，等等。对当下生活的矛盾特性和未来走向的清醒审视，以及对“中国化”的历史成果的反思，目的都在于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理论路向和理论使命所在。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反思;当代境遇;本土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0)02-0021-04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正是在社会实践需要及其历史境遇的现实展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内涵与其意义才被赋予了现实性品格。而今天，生活实践已彻底地重构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理论语境，全球多元性的生存、文化要素正不断地置换和侵蚀着社会主义的传统根基，在这样的时代遭遇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往的历史成就、当下处境及其未来使命进行历史性反思和科学审视，是当下“中国化”理论研究中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
一、“中国化”当下生活语境中的矛盾特征
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与现实生活的遭遇中不断实现对于生活本身的正确意识，建构新生活的蓝图，反思和引领现实走向未来。因而，对当下生活的矛盾特性和未来走向的清醒审视是廓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理论路向的关键。在由“全球化”、“市场”、“多元性”和“传统”等关键词所建构的现时图景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置身的位所充满着复杂矛盾：
第一，“量的生活”的过度膨胀与社会对“质的生活”的内在诉求之间的矛盾。“量的生活”指向一种单向度、同质化的生活，是由财富、效率、技术、消费、商业文化等所构成的，以物质增长与物欲享受为目的和准则的物化生活方式。近30年来，中国市场机制快速地成长，利益逻辑主导下的“物化”的生存模式和现代大众消费主义文化也逐渐侵入和蔓延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生活”的概念仅仅被演绎为对人的直观性欲求满足状态的表达，而其所内蕴的人性之“形而上”的价值旨趣却日渐遮蔽和消解。而在当下本土社会发展规则中，一切原本借以表征人们丰富、多元的个性发展需求及其条件的“生产”、“财富”、“教育”、“文化”等概念亦日益丧失其丰富的人文内涵，被抽象和压缩为一种单调的量化指标，成为判定社会进步、民众幸福的根本尺度。而世人表面上各种各样、意趣各异的生存理想在实质上被抽象和不自觉地规约为单向度运动——物欲竞逐。但“物欲”之后的空虚与失落，足以表明现实生活应当有更充分、更根本的意义支撑。
“量的生活”也是非反思性的、丧失了批判性和超越性精神的生活，包含了对于当前生存情境的一种直观性和依附性的态度，但这并非意味着是对于当下景况的绝对满意，而只是说，要被迫居于现存境域之中或是单纯肯定，或是单纯而直接地否定，并没有自觉地把“质”即把全面性的生命要素和对生命的自由自觉意义本身的实践纳入到此际的生存中，形成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生活样态。在量的生活方式下，个体生存只以适应和享受现状为根本，在貌似充实、自由的个性膨胀背后，却是生命本然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多向性意义的抽空或丧失。
第二，世界历史的当下同质化吞噬力与本土地域史的独立性、自觉性和连续性诉求之间的矛盾。“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原本作为分裂的、狭隘的地域性集合的世界正日益转化为作为过程性的“世界历史”整体。当下，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逻辑正快速而有力地消解着本土传统的生存经验、生存模式和文化逻辑，同化着我们的经验生活及自我意识，确证着马克思的预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另一方面却是全球多元化生存形式和要素的快速地彰显和扩散。全球多元性生存要素的渗入扩大了本土社会的生存视野，增进了本土生活理念的普适性，扩充了本土生活系统的内涵并提升了其对信息的接收、扩容、反馈和再生能力，增强了本土社会的开放与沟通能力。然而，多元性同时也是一种分裂、削弱和瓦解的力量，其对于本土原先生活系统的自主性、独立性却极具消解力。因此，在今天的全球化历史场景中，什么是“我们的”历史?怎样构筑和保卫“我们的”历史，维护其自主性、独立性和安全性?这已成为本土社会不得不迫切反思的问题。
第三，政治社会的全能化、整体化的职能传统与日益崛起的市民社会的分化和自治性诉求之间的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迅速扩张，基于私人间利益交往关系及其他非权力性私人事务的市民社会也缓慢地从国家生活中分化并相对独立。市民社会的崛起对于增进民主，促成社会和谐，确立自主平等的现代性伦理生活，从而促进中国政治、社会生活机制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本土市民社会远未成熟，自组织能力和角色功能尚难达到社会深度变革所要求，以致在大部分公共领域的事务中，公众仍然过高期望公权力的介入。由此，公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公共和私人生活空间的过度渗透、控制和侵占，以及两者相互干涉、过度重叠问题仍很突出。经验表明，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保持适度张力，增进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市场社会健康和谐运作的前提。因而，如何更合理而有效地整合社会群体间的多元利益诉求，合理地调整或界定权力与非权力领域之间的边界关系，为国家与社会间的和谐互动提供有效的思想路径，这是目前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需要谨慎处置的问题。
二、科学地对待“中国化”的历史成就
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是坚持、发展和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使命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的，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成果，但也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中国社会理论实践的最优选择及其结果。对于20世纪初的本土社会民族、民主运动来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所传递的新思想的最根本意义，正在于其对本国反动势力和西方帝国强权压制成功地反抗、颠覆，并呈现出一个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跳跃性发展的新社会愿景的现实可能性。晚清以来，其他各种社会改造理论和社会革命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马克思主义却赢得了最广泛的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并逐渐主导了本土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人、传播和中国化正是顺应了本土历史特殊情境和民族心理的需要，其不仅切合了本土社会的民族感情，而且表达出中华民族集体理性的抉择能力。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基本上解决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于本土社会的深刻影响是以反对压迫、追求解放的价值导向为根本，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论和阶级动
员的社会运动形式为手段，以反封建蒙昧主义的科学的、进步的文化革命为先导，以独立、自由的民族自觉意识的激发为动力而介入进来的。这个时代的中国史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普及现代科学精神、开展产业现代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历史过程，从而为现代中国进一步成长奠定了根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确立了一条实现本土社会现代转型和成长的独特路径。“中国化”的主题始终关注着对本土社会现代转型的方式、路径的独有规划，这就是：在反帝的民族独立运动中追寻社会主义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历史局限;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进行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建构;在社会的阶级批判和革命斗争中贯彻民族、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在政治革命之后实现向经济、文化革命目标、主题的转向和定位。在大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从武装斗争到社会和平建设及改革开放主题的历史性转换，确立了与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革命与建设发展的特殊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重构了全新而独特的中国文化与价值观系统，重塑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革命、阶级、共产主义、解放、反帝、反封建、生产力、矛盾、实践、唯物主义等话语要素成为本土大众思维架构中的关键词汇，使中国人站在了20世纪主题话语的前沿，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时代话语的某种建构，从而“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重构了本土社会文化范型，书写了现代中国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已不可分离地契入到本土大众的生活世界中。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自身独特而富于变化的丰富理论形式。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历史的曲折性、文化传统和社会心态的特殊性、革命者与知识精英民族意识的自觉性共同铸就了“中国化”理论的丰富形态和充分的本土性内涵。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大力倡导，“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深入结合起来”。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建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国革命历程的曲折而动荡的阶段性特征，“中国化”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因而获得了不同的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形成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所带来的多样化理论形态。
但是，作为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参与到本土社会生活史的建构，并在其中不断改造自身形态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就亦深深地受制于本土历史的复杂性进程，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有限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本土社会现代精神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培育、建设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地应对了中国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和革命情境的挑战，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但其历程却充满着艰辛、曲折和动荡。其所遭遇到的真正难题在于：承认和依据本土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情境，却不至于坠入本土浓厚的封建主义传统或其他反现代性的政治、文化的蛛网中，完成对中国大众现代精神的塑造与生活方式的改造。事实表明，借助于“中国化”特殊的政治动员和组织手段，本土社会的现代性建构取得了一些根本性的成就，但是，从社会大众的政治心态、文化精神、公共生活方式等落后状态上来看，本土社会的现代转型依然是尚未完成的艰巨事业，任重道远。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缺乏系统而有效的理论关照和保卫，致使本土文化传统的主体性文化地位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进程中日益窘迫。多年来，本土性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不仅是社会的深刻转型所造成的文化断裂效应，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身逻辑上的缺陷所致，折射出马克思主义在与本土文化传统相结合时的种种不足和失误。尽管毛泽东和党的其他理论家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继承中华历史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早有清醒认识，如毛泽东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而20世纪40年代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其实质上也是对新文化建构中的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确认。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党的政治表达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现实生活不同层面问的运作方式上存在着极大差异，但我们却没能够深刻地理解、把握和处理好这一差异，因而也很少能够从文化本身的逻辑和生活本身的层面上来思考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与重构问题，其结果就是时常动用国家的观念权力对本土传统的文化生存模式加以简单、粗暴地改造，而重新改造后的中国文化中的本土性要素不断地被遗失、忘却或消解，而且在现代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本文化的主体地位的沦落愈益突出和加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浓厚的泛政治性活语构造削弱和遮蔽了对社会生活空间结构的多维、多元化表达，社会公共领域难以得到健康地培育。马克思曾经设想，作为共产主义的“国家”必须“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这样，政治国家才能够表现其“自由”和“人民”的性质。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势，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一直严重束缚于政治实践的情态之中，权力空间过度膨胀，公共领域发育迟缓，权力话语支配了公共和私人话语品格的生成，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民大众的利益难以获得自主而有效地表达，也在某种意义上抑制了本土社会的民主进程和现代性成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体系亟待深化和完善。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多次严重失误和挫折的历史教训表明，由于理论逻辑体系在系统性、严密性和连贯性上的缺欠或不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难以从深度的学理逻辑层面上对于当前的实践做出深刻、连贯地理论预测、反思和建构，也因此很难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矛盾做出系统、及时、合理地解释，从而科学地把握、规划和预测本土社会发展以及全球社会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及走向，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导向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更进一步而言，“中国化”理论亦时常沉溺于“形而下”的自足之中，而其“形而上”维度却明显不足甚或缺失，作为理论终极的共产主义，其人文关照的超越性品格和旨趣却被遮蔽，因而，难以持久而有效地为社会提供一种深层次的旨趣关照，即为公众生活有效地确立“信仰”。
三、面向未来的“中国化”理论使命
置身在今天由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制作的时代场景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性内涵及其使命的表达、意义的发生方式等等，都处在不断地变动和重新调整中，亦将对本土社会未来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
第一，对于本土社会未来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发展问题、矛盾和陷阱给予科学地反思、批判和警醒。在开放社会背景下，本土社会发展深处全球性的、全方位的竞争和对抗之中，需要积极应对全球多元性社会模式和道路尤其是西方强势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的诱惑
和冲击。而几十年来，尤其是市场经济建设时期所累积的大量社会矛盾、问题，诸如资源环境问题、社会公平、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社会道德精神塑造等问题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或集中释放。本土社会未来发展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在不断地增加，但这也愈加凸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使命和责任所在。
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显著的理论品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从全球多元思想、文化和实践经验中获取丰富理论资源，扩张理论胸襟，充实当代性内涵，完善理论形式，增强和丰富自身干预现实生活的能力、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借助其科学而富于现实性的理论内涵、广阔开放的理论视野、批判性和超越性的理论旨趣、先进而多样的理论方法，充分地发挥出独立、科学的分析、批判和诊治能力，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中可能遇到的矛盾、问题、机遇、陷阱、困境等加以反思、批判和警醒，并给出正确的理论指引，使其能够实现持续、健康、科学地发展，顺利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任务。
第二，促成自由、和谐、公正及实质平等的中国式社会主义制度品质的现实化构造，引领社会大众合理地构筑社会发展理想。当下，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于她是历史抉择的客观结果，也不仅因为她最适应于中国现实国情和符合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而且还在于，“社会主义”所表达的是现代中国大众对于个体与社会、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对于现实生活和历史传统，对于人性、伦理、政治及思想本身等等问题进行自主地思考与实践的总体理念。中国有自己的光荣而苦难的历史、有着独立而悠久文化传统、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理智、特殊国情，因此，我们必须对自己的社会发展取向做出独立的价值取舍和定位，而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价值观和发展理念。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劳动大众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的根本保障是马克思主义一贯的理论特质和社会旨趣。邓小平同志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努力引领本土社会发展始终沿着社会主义大方向前进，把社会主义所诉求的实质性社会平等、和谐与自由理念贯彻到具体制度的构建中，消除现存的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物欲膨胀、道德消解等社会异化状态、缓解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过度紧张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同时，又应当强化其对现实生活施以“形而上”旨趣的深度关照，在实际生活过度沉溺于当下直观的快感时，能够承担起“拯救”的责任。诚如一位学者所言：“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中国化还必然包含着人生境界、价值理想方面的中国化。”因而，就社会发展层面来说，这种“形而上”的旨趣关怀体现为“思想”能够真正有效地引领并参与社会大众对未来社会形态的理想性构建，实现为社会立“心”的高尚使命。
第三，为本土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及超越探寻出安全、自主而特殊的话语路径，增强本土文化对全球化历史文化语境的话语构造能力和地位，构建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质的、独立自主而立足现时代的中国主体文化新范型。在本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特殊方式和力量的马克思主义强有力地介入并主导了现代中国的新的文化生存模式的塑造，并同时以一种先进文化范型的身份，为中国新文化传统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先进的、有效的、主导性的文化资源或因素。当前，我们一方面要检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尊重本土文化传统的主体地位，维护本土性话语方式、文法结构和基本语汇的独立性，尊重本土文化自身的逻辑规定性和历史规定性，从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特点上来对待和解决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坚决避免对中国文化传统加以粗暴地取代和消解。另一方面，必须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意义，在全球多元文化交往实践中保持足够的独立性和警惕，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充分张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独立性的文化品格，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开辟出安全、自主而独立的文化发展路径。
第四，保障本土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制度模式、语言与文化传统能够安全、合理地融入未来充满变数的全球多元文化与生活体制间的流动、互动和构建之中，维护本土社会历史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对于相对弱势和较为保守的本土文化和生活传统来说，当代全球化生存机制的形成和扩张为本土社会的现代性成长和成熟提供了较多的机遇、条件，但也面临着被其他文化和生存模式尤其是西方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模式侵蚀、消解甚或取代的危险性。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大使命之一就是确保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文化、政治和生活传统的独立性、安全性，维护自身历史和文化构建的主权。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和政治实践方式在过去的世界历史情境中已充分彰显其对于西方世界政治、文化霸权与殖民的批判力量和有效抵抗，及对广大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和生活主权的伸张。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现实性和科学性的理论品格和她的强烈的人文关照精神也足以应对这个时代的同质化、庸俗化及其他种种历史性缺陷。
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国化历史过程中已经成功地将原本“他者”(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和生活特质纳人到本土社会的历史文化实践语境中，并转换为能够充分表达本土生存需要和期待的本土化了的新文化、生存方式，在实质上，这已经为本土历史文化传统能够安全地介入到全球性交往实践中提供了可能性和多样化路径，增强了其自主能力、活力和影响力。
今天，在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我们构造生活的一种现实力量，一种难以拒绝的历史条件的时候，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断展现其现实性和未来性的价值力量也已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时代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