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何以“本土化”——评张纯明《中国政治二千年》
晚近以来，中国大陆的政治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学研究的“本土化”问题①。诚然，这种基于自觉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研究工作已从仅关注研究对象转向了同时关注研究工作本身，这是走上真正“专业化”道路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当前有关政治学本土化的讨论都局限于当代的语境，且大多未出纯粹理论探讨的范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讨论自身所蕴涵的复杂性。若将反思眼光放得更为长远一些，引入一种历史的维度，或许能发现一些新的可供我们关切这一议题的学术和思想资源。本文试图通过对张纯明于抗日战争时期所著《中国政治二千年》一书的解读②，来反思时下政治学研究所面临的“西化”与“本土化”问题，继而对近代以来中国知识人思考政治的“两难之境”做一简要的剖析。
张纯明（1902—1984），字静轩，河南洛宁人，早年以清华官费留美，在耶鲁大学取得文学学士、硕士以及政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受聘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中国政治二千年》即在抗战期间完成。尽管写作上困难重重，却终能成书，今天读来仍不无启发。作者对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所做的高度概括不乏洞见，也存在一些不足。从历史的维度将此书放到政治学的西化与本土化问题这个大背景下来加以审视，或许可以更好地审视其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的意义，更好地理解西方政治学引入中国后所发生的种种争论之复杂性。
一、政治的整体性论述与历史目的论
晚清以降，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崩溃，中国文明面临巨大挑战。如何重构中国的政治以抵御迭来的外侮并重塑日常生活的秩序，成为当时有责任感的知识人所需要严肃面对的问题。而此时也是西方政治学大举进入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时期，相当数量的大学都设立了政治学系，并且主要由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教授西方政治学。初建时期的中国政治学主要受自日本输入的德国政治学的影响，之后美国政治学的影响逐渐扩大，美国也因此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政治学的首选之地[2-1]。《中国政治二千年》的作者张纯明即是在此期间赴美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教授政治学的学者。问题因此出现：如何处理源自西方文明传统的现代政治学与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熟悉西方政治学且关怀现实的政治学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张纯明的《中国政治二千年》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和学术思想背景之下。
在此书《自序》中作者坦陈，“如果读者想从这本小册里对于二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得到一个有系统的叙述，他一定会失望的”。作者认为自己写作此书的“目的不在做一本中国政治史或政治制度史，而在指出自秦汉到现在中国政治的特点和动向”[1-1]。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有资料匮乏的因素，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和作者在民族危亡时刻关心中国政治走向的问题意识有着强烈的关联。在作者看来，只有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国政治的特点和动向，才能使我们改造中国政治的主观努力得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引导。这种整体性的论述模式为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本书的第二个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将对中国政治的整体性把握放到一个古今中西的大背景下予以观照，本书的论述基调也因此形成，即以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方式将中国的政治发展看作是人类政治进步通则中一个并不例外的部分（他并不认为这种通则就是源于西方）。在此书《绪论》中作者对于古今中西问题的态度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中西文化不是‘种类’的区别而是‘程度’的区别。”[1-2]在此，我们可以看出张纯明在思考中国政治时所具有的乐观和进步的心态。而这种乐观和进步的心态乃是建立在某种对历史的“唯物”理解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中国政治的落后“并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任何的政治能力’或‘中国的文化根本不是一部政治文化’，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组织是中古式的”[1-3]。在张纯明那里，现代政治学关于政治发展所确立起来的种种通则没有中西之分——换言之，这种通则不是西方所特有，只不过由于种种因缘际会在西方先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和揭示。于是，这种思维方式就巧妙地将“西方”这个“先进”与侵略并存的、使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复杂心绪的文明体置换成了“公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化“中西之争”为“古今之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氛围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典范”。以今日的眼光来看，将其完全否定和不加反思地全盘接受都未必是明智的做法，更为适当的做法应是质疑这种中西、古今二元对立的思考政治的模式。张纯明对此似乎有所认识，在《绪论》中，他指出：“迅速的经济变转的事实，继续不断的经济进步的理想，并不是西方历史固有的音调，而是近四世纪的产物。如果一个欧洲人对于中国人所表现的守旧性不能了解的话，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见面，一定要发生同样的感想。在差不多一千年的中间，西方的农夫工匠的技术变革的微小，和在中国所见到的一样”[1-2]。在这个意义上，张纯明对中西文明发展的态度类似于以研究中国科学文明史而著名的李约瑟，用历史演进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其“历史目的论”的基调。正是因为如此，他更愿意从整体上来把握中国政治传统的特点和动向，而未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这当然和他所提及的资料匮乏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似乎还是作者给自己研究工作所定下的这种基调和预设。简言之，在《中国政治二千年》中，张纯明基于历史目的论的信念，以一种整体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政治传统，形成了趋于平面和静止的关于中国政治的论述。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此种对传统政治的“简单”论述背后所包含的“两难之境”，并从中得到关于政治学本土化进程的有益启示。
二、“现实主义”的考察：中国传统政治诸特点
除了绪论和结论外，《中国政治二千年》主要分为七章。尽管我们在前面已指出了张纯明的研究中所存在的“历史目的论”基调，但细加考察，可以发现，作者的写作和对中国政治的剖析始终处于一种思想上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部分源自他在求学时获得的公理般的历史目的论和进步论的信念与中国政治转型的重重困难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张纯明将化解此种张力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人的“主观努力”上。既然需要在主观上有所努力，那么，必定要清楚应当努力的方向，而确定这些方向，就促成了作者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展开具体的批判。
在此书第一章，作者首先从总体上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即所谓“皇帝、专制、统一”。作者认为，皇帝能够实行专制和儒家思想有重大的关联，“儒者的政治思想确是稳固政权及保持政权最好的方案”[1-4]。这自然不是什么高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有诸多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的知识人有此看法。但是，对“统一”的分析展现了张纯明作为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的眼力。他认为，“专制的君和统一的天下无疑地成为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理想和典型。但所谓统一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当一个朝代正盛的时候尚可维持表面上的统一，就是说地方上的官吏中央可以任免，重要的政令还可通行，虽然免不了阳奉阴违。但在衰微的时候地方大员可以横行自恣，中央不敢过问”[1-5]。紧接着，他分析了原因，“理由是很简单：经济交通的条件不够。在农业的社会里各地是自足自给，每一区域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中央与地方间的经济关系不是很密切，中央对于政治的控制自然是很薄弱”[1-6]，“交通的重要也是不可藐视的。罗马帝国的维持全靠几条大路。我国的领土比罗马帝国大，而我们的交通远在罗马帝国之下。所以中央政治力量的‘强度’（intensity）达到地方的时候已经减少了许多，达到边界的地方时已经落到零点”[1-7]。尽管如此，因为有儒家思想的缘故，中国古代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作者所谓的“相对的统一”。那么，在这种为皇帝专制服务的儒家价值体系业已失去原先作用之时，如何使已废止皇帝专制制度的中国走向现代式的统一以自强并抵御外侮呢？这应当是张纯明所思考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也决定了他接下来进行论述的基本架构：研究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以及政治风气。因为政府可以为统一提供物质上的支持，而政治风气则在精神的维度上对统一助益颇多。这两点就是作者认为中国人应该重点作出“主观努力”的两个方向。
关于主观努力的第一个方向——政府，作者特别关注“制度”。他对于皇帝大权独揽不尊重制度有所批评，认为“各国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对于世界政治上有重要贡献的制度，很少是由于人力的悉心规划，大部分是历史演化的结果”[1-8]。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看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英美的关于演进制度的知识传统对于张纯明研究思路的影响。我们知道，近代以来，面对重重危机，中国的知识人在危机频仍的境况中逐渐形成一种“构建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的热情，热衷于提出对中国社会和传统进行全盘改造的计划。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在五四时期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①。所以，张纯明的这个思路应当受到我们的关注。因为这个思路代表了一种兼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审慎的“时间意识”。而这种时间意识的形成对于有效持久的制度的塑造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遗憾的是，囿于本书的论旨，以及时局的紧迫，他并未就此展开②。在书中，作者还指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化的职权划分必须建筑在合理化的财力分配的基石上”[1-9]。在作者看来，这是实现强有力的统一的必要条件，结合前面说到的作者对中国缺乏强有力统一的经济和交通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展现了作者思考问题时的现实视角。事实上，今天在政治学界所热烈讨论的“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①问题在张纯明几十年前的论述中已初见端倪。所谓“现代国家”（modern state）即是与我们的传统政治所极不相同的一种政治运作方式。现代社会乃是一个高度整合又高度分殊的社会形态，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国家”一方面是有限的，它不像全能主义政治那样将触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高的效率与能力，能够迅速全面地整合并动员社会所拥有的资源，与《中国政治二千年》中所提到的传统政治所谓统一的有名无实不一样②。
对政府的分析结束以后，作者又转入了对传统政治风气的考察。在这一部分，张纯明首先引述了张君劢提出的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思考政治问题时所需要面对的一个典型困难：“一个国家各有其生活风气，此生活风气是由穷年累月积叠而成的。……我们的困难问题即在一方采用西方的制度，而他方则有几千年沿袭的旧习惯；两方面是不一致的，是冲突的。……大家拼命鼓吹欧美的法制，或某种主义，其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实是一大疑问。”[1-10]在前面分析了传统中国的有形和无形政府以后并希望以美国的文官制度作为典范改造中国政治时，张纯明显然遇到了张君劢所提出的这个问题。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即是致力于“精神”的培养以使制度真正的生效，“旧的逐渐破坏，而新的却杂凑起来，没有一贯的条理。这固然是望治过切，急不暇择的结果，而也是对于本国的需要太不明了，以致只抄袭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则非培养不可”[1-11]。那么，精神如何培养呢？作者认为，“我们要彻底了解我们的旧习惯，旧思想，甚至于旧道德已经大部分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了。一切传统的生活习惯都要经过新的估价：估价的标准是国家民族的生存。凡是不合于这个标的都应该在改造或排斥之列”[1-12]。基于此，作者对“名教、倾轧、高调、贪污”等政治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作者是在批判政治风气，但他却更为重视风气背后的深层“物质”原因。比如他指出，“官吏待遇薄固然为构成贪污的一个原因，而财政上没有确立的制度，正足以为贪官污吏开方便之门”[1-13]。这再一次显示了作者基于社会科学的现实主义视角。而在本书的“余论”中，作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中国固有文化最大的缺点在鄙视物质。中华民族自秦汉以降崇尚空谈，上等社会把艺术（广义的）视为匠人的工作。……鄙视物质的结果是科学之不发达，没有科学的结果是国穷民困，政治的组织不能精密，国家的力量不能充分发挥，统一的理想不能贯彻”[1-14]。
三、“西化”与“本土化”的缠绕：社会科学与意义世界
“西化”还是“本土化”？这个表面上的口号之争，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知识人在新的时代观察自己政治传统时的焦虑。这种焦虑从晚清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是“西化”与“本土化”相互纠缠的历史，而非简单的“以西解中”。张纯明的《中国政治二千年》中所包含的高度的精神紧张体现了这种相互缠绕的复杂性。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本书中，作者采用了“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并将“现代”的要求做了简约化的处理，即“国家民族的生存”，这背后显示了作者渴望建立一个美国式民族国家的梦想。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定，作者只不过是用美国政治学的眼光来观察中国之传统政治，延续的只是“殖民主义”的民族国家“神话”，以致得出了诸多负面的结论？笔者以为，不能做这种简单化的处理。因为要得出稍为全面的结论，还需要明白作者成书的年代是在全民抗战的时期，而这是作者在绪论中就已明确交代的。所以作者的写作就不再是一种基于纯粹学理的“客观”书写，而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介入其中的。换言之，作者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致力于追求客观之理论通则，而是试图寻找缓解其作为受过西方现代政治学训练的中国知识人所特有的精神“紧张”（tension）。这种紧张在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丸山真男那里也有相似的体现。丸山的名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致力于探讨“近代意识”如何在日本内部生长并成熟，此种叙述路径遭到了熟谙后现代思维的日裔美国学者酒井直树运用后现代思维的解构。酒井认为，“丸山真男不仅在他的研究中建构了‘西方近代’的假想同一性，而且还为了抵抗这种假想的同一性而建构了有关日本独特性的叙事”[4-1]。有论者指出，“酒井的批判虽然有其逻辑上的正确性，但是却因而牺牲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丸山真男面对的课题以及他的时代社会处境与酒井面对的极其不同，而对于丸山真男的批判，无论是酒井的还是其他人的，基本上都是在超历史的理论层面进行的。……在丸山真男的世界里，思维的过程才具有意义，结论一旦被实体化，便失掉了真正的活力”[4-2]。这一论断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张纯明的“历史目的论”和对“现代国家”的执着，尽管在学理的层面我们可以运用诸种“后学”资源对其予以解构，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以另一种形式对张纯明的政治论述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更为明智的选择或许是，去真正理解张纯明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为什么会采用这种趋于平面和静止的论述方式来考察中国的政治传统。
政治学之进入中国，一开始就是以一种“西化”的面貌出现，从德国、日本的政治学再到美国政治学的影响，中国知识人的政制设计和政治实践也层出不穷，然而，这里始终面临着一个“中西之争”，尽管有不少将“中西之争”置换为“古今之争”的努力，却难以成功，而仅能在纯粹学理的层面获得一种逻辑的自洽性。这个困境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的关于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论述。问题在于，如今我们提倡的本土化，究其实，不过是在防止西学的滥用，或者说要求西学的规范化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西化与本土化之间的争论，更应看作是如何正确地“西化”的问题。在这里，必须有一种演进的目光，要看到西学并非我们所简单想象的那样是静止不变的，况且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由之而伴随的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扩张，西学本身在面临这些新的情况时都有所调整，这也是“后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成为“通则”的或许不应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等诸多抽象概念——这些概念的内涵以及外延在西方学术界本身也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更应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而发展起来的一套以因果解释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当中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世界，这一严谨的学术方法更有助于我们摆脱意识形态和抽象概念的纠缠，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在急剧变化的社会中构建出观察自身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的本土理论。这可是看作缓解西化和本土化之间对立的第一个努力。这个努力在中国政治学展开的初期即已开始[2-2]。张纯明在考察中国政治传统时所展现出来的部分“洞见”很大程度上就源于其对这套社会科学方法的理解和自觉运用。但同时，他所采用的整体性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在漫长时间中形成的中国政治传统的自身逻辑，无法进入这种逻辑，使其在书中所设定的“主观努力”的方向缺乏可操作性。
在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政治学所具有的特殊性。政治学在西方世界成为“纯学术”以及日渐“科学化”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张纯明所生活的时代，政治学的行为主义运动在美国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然而，在他们那一代留学海外的知识人心中，“学以致用”仍然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尽管受到美国政治学的基于经验主义的实证研究的强烈影响，“价值中立”仍然难以成为一个合法且合理的选项。身处抗战时代，一方面，国家民族的生存遭受极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张纯明所渴望的美国式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的建立似乎又遥遥无期，在此意义上，他们那一代政治学者不可能仅仅抱有“纯粹知性”的兴趣，对于他们来讲，强烈的基于现实的宏大关怀也是本土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于如何去学以致用，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个年代的政治学，学理层面的诸多困境尚未得到澄清，却又背负起“指导”实践的重担，这对当时研习政治学的知识人来讲，就不但是一种智识的挑战，更是一种精神的煎熬。政治学的本土化仅仅立基于“客观”的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足以真正展开，如何将研究者的宏大关怀恰当地融入这种严谨的科学研究之中，并尽可能地去理解政治传统和政治现象背后的意义世界，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离开了对传统的“意义世界”的探寻和理解，政治学所内蕴的“实践性”将会丧失其本初的含义，或者成为一种纯粹的知性乐趣和学术积累，或者以“圆枘方凿”的方式对实际的政治运作产生负面的影响。
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张纯明不大可能如先知般给现实开出立竿见影的药方，他所能提供的是一种“视野”，在这种“视野”的观照下，中国的政治传统获得了一种新的解释，他希望这种解释能够指导我们对政治现实的改造。尽管他表示了对基于传统的制度演进路径的认同，但遗憾的是，他还是没能对传统及支撑传统的意义世界展开进一步的更深的讨论①。或许还是为了那个急迫的目标：“国家民族的生存”。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他为演进的方向设定了历史目的论式的结果。在这种历史目的论式的论述中，他精神世界中的内在紧张或许能得到稍许的缓解。然而也正是这种缓解的努力，使他采取了一种整体性的论述，以致对我们的政治传统做了简单化的处理：“批判性反思”多而“了解之同情”少。传统在他的眼里不再具有自身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它从来都是一个亟待改造的对象。而这，恰恰是与他在行文中偶尔展露出来的“演进思路”相矛盾的，这是张纯明的“两难之境”。尽管如此，当张纯明将我们的政治传统置于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中并力图予以拒绝时，他的目的仍然是创造新的传统，这是一个中国知识人的历史责任感，可是，传统的新生未必能在普遍的线性的通则式的历史观中得到实现。那么，今天的政治学研究者，真的就超越了张纯明在那个时代所作的思考吗？在没有理解他的论述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缠绕性之前，奢谈超越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学研究越来越“技术化”，从而丧失真正的内在动力和发展契机。对此，张纯明也深有体会：“我们不能希望一个贫血的社会阶级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他们（士大夫——笔者注）的知识与实用分离，言论与实行分离。他们为维持自身的利益很容易地忘记了人民的利益，忘记了人民的利益即等于忘记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二千余年来中国政治的不健全大部分是由于士大夫阶级本身的不健全。”[1-15]在此意义上，于复杂和缠绕中寻求突围，直面进行本土政治思考的“两难之境”，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宿命，也未尝不是一个实现自我更新的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1] 张纯明.中国政治二千年[M].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自序[-1]，2[-2]，3[-3]，14[-14]，14～15[-5]，15[-6]，16[-7]，20[-8]，32[-9]，55[-10]，56[-11]，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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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 歌.丸山真男的两难之境（代译序）[C]//[日]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王中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11[-1]，12[-2].
① 华人世界的“本土化”议题至少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进入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视野，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学者杨国枢所倡导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此后，“本土化”的潮流在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陆续得以展开。大陆地区的社会科学在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快速发展，所以，对于“本土化”的集中关注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此方面，甘阳、李猛、朱苏力、王绍光等学者均发表过有影响力的文章。就政治学的“本土化”而言，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可参看朱云汉、王绍光等编：《华人社会政治学本土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
② 本书于1940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的“文史丛书编辑部”初版，次年再版。
① 对于这种兴起于五四时期的“社会改造”的思路，学界之前的讨论似乎还不太深入，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言，杨念群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五四”九十周年祭 —— 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当然，“社会改造”思潮本身也是非常复杂的，基于“构建理性”的社会改造思路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实践中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面相。
[作者简介] 钟 诚（1982-），男，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袁 刚（1953-），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