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媚外鄙视本土”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下是一个贬义词。然而，最近我在重新阅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时却发现，马克思也有崇洋媚外鄙视本土的怪毛病，具体地说是“崇法媚英鄙视普鲁士”。下面摘录一些与之有关的段落供大家参考：
(文中许多段落直接摘自梅林的《马克思传》，所摘段落后面的数字是其所在页的页号，如：[F2]与[F3、4]，F表示弗兰茨.梅林。)
无论如何，这位青年学生自己并没有选择柏林作为进修大学学业的地方。卡尔.马克思喜欢他的阳光明媚的故乡，而对于普鲁士的首都则终生都是厌恶的。黑格尔哲学虽然在它的创立者死后比他生前更加风行于柏林大学，然而它也不能把卡尔.马克思吸引到柏林去，因为当时黑格尔对他来说还完全是陌生的。 [F16]
同时，出版一个激进报纸的计划也落空了。新国王以出版自由的“捍卫者”闻名，根据他的指示，制定了一道温和的书报检查令，于1841年底颁布。但是这个国王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出版自由不得超出浪漫主义情绪的范围。… 按照他的命令，卢格在莱比锡由维干德出版的《年鉴》应接受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检查，否则他的杂志将被禁止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这就使卢格充分认清了“自由公正的普鲁士”，因而迁居德勒斯顿去，并从1841年7月起在那里以《德意志年鉴》为名出版他的杂志。从这时起，他的刊物的论调变得比以前激烈了，因此，过去正是嫌这个杂志不够激烈的鲍威尔和马克思，便决定给这个杂志撰稿，而不再创办他们自己的杂志了。 [F45]
在马克思于3月13日给卢格的信里，还有一处显出当时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多么强烈。马克思刚一认清他不能在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压迫下写作，不能在普鲁士的空气中呼吸，他就立刻决定带着未婚妻离开德国。 [F71]
(马克思在信中说，)《德法年鉴》，这才是原则，是能够产生后果的事件，是能够唤起热情的事业。”这里可以听到费尔巴哈的《纲要》的回响，与生活和人水乳交融的真正的哲学家，必须具有高卢-日耳曼的血统。它的心脏必须是巴黎的，头脑必须是德国的。头脑要改革，心脏要革命。只是在那有运动、热情、激情、血性和感性的地方，才有精神存在。 [F72]
卢格在3月19日的回信中表示完全同意这个“高卢-日耳曼原则”。 [F72]
在德国，这一历史任务只能由哲学来解决。即使否定了1843年德国的状况，那末，按照法国的年代计算法，也很难说已经达到了1789年，更不用说处于现代的焦点了。一旦对现代政治社会的现实进行批判，那末批判就会超出德国的现实，因为否则批判就会站在低于自己对象的实际水平上来看自己的对象。 [F86]
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做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朝霞而受到欢迎。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在那里，纽结正被解开;在这里，纽结刚被系紧。 [F86、87]
… 马克思对1789年革命的历史本质钻研得越深，他就越容易放弃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不再把它当作“为自己弄清”当代意向和斗争问题的手段。 [F97]
马克思本人始终否认他自己是阶级斗争学说的首创者。他所做的只是证明：阶级的存在仅仅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过是走向一切阶级消灭、走向无阶级的社会的过渡阶段。这一系列思想是马克思在他流寓巴黎的时期发展起来的。 [F98]
马克思把德国无产阶级称做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把英国无产阶级称做它的经济学家，而把法国无产阶级称做它的政治家。 [F111]
英国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比法国还早一个世纪，但正因为如此，它是在远不如法国成熟的条件下实现这个革命的。革命的结局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它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帝国。英国的“中产阶级”用不着像法国的“第三等级”那样对王权和贵族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战争。在法国，历史科学只是在回顾过去时，才理解到“第三等级”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而在英国，当无产阶级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时期开始同统治阶级作斗争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思想就仿佛从新的源泉涌现了出来。 [F123]
其所以有这种差别，是由于大工业在英国比在法国根基深得多。它是在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发展过程中消灭了旧的阶级，创立了新的阶级的。在英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比在法国要清楚得多。 [F123]
马克思是以较复杂的法国形式解决问题的，而恩格斯是以较简单的英国形式解决问题。
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这两者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革。 [F126]
正像马克思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法国革命一样，恩格斯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英国工业。 [F131]
普鲁士政府继续向比利时当局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就在这一年(1845年)的12月1日脱离了普鲁士国籍。 [F142]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法国革命史和英国工业发展的研究来研究社会主义的。 [F147]
《宣言》过于片面地、只是从政治革命的观点来考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产生贫困一事的反应。作者们把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视为范例;他们预料，将进行几十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而在这种温室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将迅速地达到政治上的成熟。 [F193]
马克思同他的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到德国最先进的地区莱茵省去。拿破仑法典在那里给了他们比普鲁士法在柏林所能给予的更大的活动自由。他们利用了部分民主派和部分共产主义者为了出版一张大型报纸而做的那些准备工作。 [F199]
柏林事件比法兰克福事件更加重要。在德国境内，普鲁士邦是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尽管3月18日的革命把它推翻了，但是由于历史情况，胜利果实被资产阶级所攫取，接着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把革命出卖了。 [F201]
俄国沙皇曾向普鲁士亲王表示愿意提供俄国军队来帮助普鲁士用暴力重建专制政体。… 一年以后，俄国熊就用它笨重的前掌压死了匈牙利革命，从而挽救了奥地利的专制政体。德国革命不摧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警察国家就不能取得胜利，但是这个目的在沙皇的实力被击溃以前是不能实现的。 [F204]
莱茵诸省是最使反革命势力感到不安的。那里驻有大批从东部诸省招募来的军队。几乎有三分之一的普鲁士军队驻扎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因此发动小规模的起义是无济于事的，更加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组织，以便准备有朝一日从局部的革命发展为真正的革命。 [F218]
《新莱茵报》在12月间通过一系列的卓越的论文重新论述了普鲁士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而在1849年年初，它又把期待的目光转向法国工人阶级的起义，指望这一起义会导致世界大战。 [F233]
马克思首先以法国历史为例，透彻地说明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飞轮。确实，阶级斗争特别明显地以古典的形式出现在中世纪以来的法国历史上，而这一点也正足以说明马克思为什么对法国历史特别偏爱。 [F246]
但是在对德国的态度上，马克思离开《新莱茵报》的传统最远。他不仅不再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国上面，而且几乎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政治视野之外。德国在当时的欧洲政治生活中确实只起着极其微弱的和不显著的作用。它仿佛就是俄国的一个省。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马克思何以对它抱有这样的态度。然而对马克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非常不利的一个事实却是：他同恩格斯一样，已经有好几年同德国现实生活的发展失去了联系。他们两个对于普鲁士国家一向是抱着蔑视的态度的，而在曼托伊费尔-威斯特华伦当政时期，这种蔑视态度更加深到如此地步，以致同他们对现实形势的洞察极不协调。 [F306]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马克思重视当时普鲁士所发生的事件这一独特的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 [F306]
这一事件(普鲁士与瑞士之间的诺恩堡事件)曾促使他去充实自己“在普鲁士历史方面的极端贫乏的知识”。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卑鄙肮脏的历史。…，是远没有达到他平日的历史观的高度的。恰恰相反，这倒很接近于迂腐的咒骂着的民主派的那种低的历史水平，而马克思的功绩正是在于克服了这种水平。 [F307]
像普鲁士国家这样的硬东西不消说是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难以下咽的。然而单是嘲笑“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嘲笑三个不断轮流登场的“角色”，即虔诚主义者、士官和小丑，嘲笑普鲁士的那个可以同奥地利历史的“魔鬼史诗”媲美的“肮脏的家谱”等等，也是不能把它咬碎的。所有这一切充其量也只能说明最浅近的原因，但更深入的原因却仍然完全没有得到阐明。 [F307]
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过高估计了德国资产阶级，同样地，他们对大普鲁士政策却估计不足。他们不能忘却自己青年时代的印象，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莱茵故乡自豪地意识到自己的先进文化，从而瞧不起旧普鲁士的世袭领地的地区。… 他们倾向于把俾斯麦看成只是“俄国的一个工具的工具”。 [F398]
巴黎被认为是欧洲革命的首都，而伦敦则是世界市场的中心。但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在无产阶级失败以后，国际主义思潮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挫折。 [F403]
李卜克内西回到德国的时候，仍然是一个1848年式的老牌革命家，是《新莱茵报》所理解的那样的革命家。… 李卜克内西在长年亡命生活中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主要是到处探寻革命运动的萌芽，用来判明国际政治大局。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鄙弃易北河东岸一切事物的莱茵省人，对于普鲁士国家是极其轻视的;南德人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的态度尤其如此，因为他在革命年代只在巴登和瑞士境内工作过，而这两个地方正是外省政治的策源地。在他眼里，普鲁士仍然是三月革命前沙皇的附庸，它全靠卑劣的收买手段来抵抗历史的进步。他认为，只有先清除了普鲁士，在德国才能谈得到阶级斗争。李卜克内西没有认识到，50年代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普鲁士国家;它已具备条件，足以使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一事成为历史的必然性。 [F420]
科尼格列茨会战驱散了这一切云雾，…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会犯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但是当事实本身迫使他们必须承认什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闭眼不看事实而坚持己见。普鲁士的胜利使得他们瞠目结舌，但是他们很快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仍然起指导作用的恩格斯，在7月25日对当时的形势做了如下的综述：“我觉得目前德国的情况十分简单。自从俾斯麦借助于普鲁士军队极其成功地推行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计划以来，德国已在确定不移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和其他人一样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 [F439]
这种观点也决定了他们对1866年的战争的态度。1848年的德国革命未能建立起国家的统一。此后，普鲁士政府就力图利用由于德国经济发展而重新抬头的德国统一运动。正如老威廉皇帝所说的，它要建立的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一个扩大的普鲁士。 [F542]
这时他们才明白，由于资产阶级的怯懦和无产阶级的幼弱，民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靠“铁和血” 结合起来的大普鲁士要比捉襟见肘的德意志联邦议会更能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拉萨尔的后继者施韦泽都得出这样的结论。… 反之，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仍然坚持大德意志的革命观点，并且在1866年以后不断地致力于摧毁北德联邦。 [F543]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如果普鲁士取得胜利，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是有用的。其次，德国人的优势将使西欧工人运动的中心从法国移向德国。人们只要把两国从1866年起到今天的运动比较一下，就足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组织方面都优于法国工人阶级。德国工人阶级在世界舞台上对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将是我们的理论对蒲鲁东等等的理论的优势。” [F546]
1848年以前，德国资产阶级的理想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而在1848年以后，它却选择了英国作为自己的榜样，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似乎是和谐一致的。 [F341]
在英国，马克思从来不曾因为他的革命宣传活动而受到迫害，虽然这种活动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反对英吉利国家的。这个“贪婪而嫉妒的小店主” 的政府比那些大陆国家的政府具有更大的自尊和自信;大陆国家的政府由于良心有愧而心怀恐惧，不惜挥舞警棍来迫害自己的反对者，甚至当后者并没有越出讨论和宣传的范围的时候也如此。 [F285]
格兰威尔勋爵声明，国际“在英国这里”的行动只限于就罢工问题提供意见，并且没有多少款子来支持这种罢工。至于构成它的纲领的一部分的革命计划，与其说反映英国工人的观点，无宁说反映国际的外国会员的观点，因为英国工人所关心的主要是工资问题。但是外国人也和英国人一样受法律的保障。如果他们违反这些法律，参加反对同英国友好国家的军事行动，他们就将因此受到惩罚。而目前对于居住英国境内的外国人，是没有任何理由采取非常措施的。 [F568]
结果却具有讽刺意味：封建反动落后的普鲁士在三十多年后战胜了法国，统一了德国。以至后来强大到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至今还使周围邻国惧怕。
在德国，马克思与俾斯麦都是伟人，但与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