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史演进
沈柏成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是农村各项改革的起点和关键。认真总结和回顾农村土地制度改革60年的历史，是新形势下制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各项政策的基础和前提。60年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先“分”后“统”，再“分”到“统分结合”，经历了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到人民公社，再从包产到户、规模经营到土地流转等两大历史进程，也是从私有制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发展到公有制意义上的“耕者有其田”的演进过程。
一、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到人民公社
建国后的前30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先“分”后“统”，经历了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人民公社等3个阶段。
一是土地改革。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为标志，从1950年到1952年，近两年时间完成了全国近3亿农业人口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七届三中全会通过，1950年6月）新中国的土地改革，仍然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它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消灭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其实质是土地从地主所有到农民所有的改革，也就是“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1条，1950年6月30日颁布实施）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土地改革，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农业合作。为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从1953年到1957年，我国农村步入了农业合作化道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大致经历了三个层次：一是互助组(建国后至1953年底)，土地私有、劳动互助，收益归各、找补工钱；二是初级社(1954年至1955年上半年)，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土地分红加按劳分配；三是高级社(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底)，土地公有、统一经营，取消土地分红、完全按劳分配。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是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的过程，是从农民土地入股到农村土地公有的过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七届六中全会通过，1955年10月）但由于“左”的影响，导致了农业合作化的过急过快，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三是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的盲目推进，孕育了人民公社的诞生。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的几年，人民公社化比农业合作化还快，先是高级社并大社，接着是政社合一。无独有偶，这时还发生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农村因此也黯然失色。尽管从1959年4月开始，启动了初步纠“左”的历史进程，但那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框架内的纠“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政治局会议纪要》，八届七中全会通过，1959年4月）人民公社化的实质是生产关系的大跃进，也可以讲是盲目地废除了“耕者有其田”，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它给中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二、从包产到户、规模经营到土地流转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分”到“统分结合”，大致经历了包产到户、规模经营、土地流转等3个阶段。
一是包产到户。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约，率先决定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此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国农村改革从此全面铺开。1982年中共中央发布了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总结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肯定了“包产到户”，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1983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又作出了放活农村工商业等重大决定，有力地促进了农村改革向纵深推进。截至1984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中，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包产到户”这一伟大创举，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二是规模经营。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第三个“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作出决定，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并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耕地承包期的延长，不仅给当时的种粮大户吃了定心丸，而且催生了一大批新生的种粮大户。如湖州市，截至1985年底，全市涌现各类专业户3.527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7.5%，其中耕种2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180多户。1985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出台了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等十项政策。1986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又着重强调增加农业投入等。这一系列深得人心的政策，大大促进了农业的规模经营，有力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三是土地流转。1993年，第一轮承包期15年到了。当年中共中央11号文件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93年11月5日），并允许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这颗“定心丸”，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珍惜土地、投资土地、流转土地的积极性，土地流转层出不穷，现代农业应运而生。以湖州市为例，截至2007年底，全市土地流转面积达48.08万亩，占农田总面积的25.4%，其中流转给专业大户为32.73万亩，占土地流转总面积的78.2%。从2004年到2008年，中共中央又连发五个“一号文件”，核心思想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多予、少取、放活。一个又一个的纲领性文件，全面推动了农村改革发展。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来，全国各地对农村土地制度纷纷作了有效的改革，农村土地资本化不断演进。2001年，广东省顺德市进行了农村集体土地“两化一转”的改革；2005年，天津市进行了“宅基地换房”等试点；2006年，福建省三明市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2007年，重庆市进行了“股田公司”等实验；2008年，甘肃省首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在工商部门登记成立，等等。
综上所述，60年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史，是从“分”到“统”，再“分”到“统分结合”的发展史，也是从私有制的“耕者有其田”，发展到公有制的“耕者有其田”的演进史。其中正、反两方面的做法和经验，是新形势下制定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各项政策的基础和前提。针对全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我们要始终坚持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允许”和“三个不得”的原则，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着力推进农村土地资本化，从而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