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自关系史的思考
刘世定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之受到关注，并非仅仅是因为现实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为一个学科所不能胜任。这是一个常识上的真理：要说明或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哪怕是十分简单的现实问题，用一个学科的知识都是不够的，至少我们需要附加以一些尚未学科化的甚至难以明确表达的知识，即M•波拉尼所谓的沉默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而遇到复杂些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已为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侧面有所关注，那么，运用多学科知识自然成为必要。这种外在的需要固然有时会提供学科间互动的激励和机会，但并不必然。各自保持原有学科疆界而携手共同为一个现实问题的解决努力，是不乏其例的。只有当不同学科发展的内生逻辑和传统的学科边界发生的碰撞时，真正学科意义上的互动关系问题才会出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现在正面临这样的形势。这是本文的学术关怀产生的根源。
一、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历史回顾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不仅涉及的文献繁多驳杂，并且在各个国家也不同。这里只是粗观大略地勾画一个脉络，指出几个对后来的发展有比较重要影响的事件或环节。
1、三个阶段
回顾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时期、经济学边际革命后的疏远时期、互动加强时期。
（1）古典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有两个，一是两个学科之间尚无明确的分野，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包容着后来被经济学和社会学分别发展的内容；二是出现了以社会学为旗帜的对经济学的批评。
这个时期终结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经济学边际革命，而对于其起点，我想大致可定位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时期，特别是以亚当•斯密的学术研究为标志。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作，而且其中包含着许多对后来被社会学家关心的广泛的社会生活的论述。甚至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讨论的事实上也正是后来的社会学家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个人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对经济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并使用了“社会学”一词的孔德，其锋芒直指也仅限于斯密之后的经济学者，而对斯密，则保持了景仰态度。某些后来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指出过斯密经济学中的社会学成分。
马克思是被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同为本学科重要学者的人物，不过在他看来，他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政治经济学，而从未将他自己的任何一部分研究称为社会学，虽然在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学”一词已经出现。他试图将当时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即价值理论和对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的演变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他那里，被经济学家关注的价值、剩余价值、生产价格、再生产等理论，和后来被社会学家关注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理论是结合在一个体系里面的。
韦伯最初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活跃于学术界，继而开拓出一系列的新领域，只是在后来才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许多研究属于“社会学”。他对社会学研究有着重要影响的几个著名方法理论，均起因于经济学中的讨论，如“价值中立”的提出，起因于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内部的争论；“理想型”的提出则与经济学历史学派和理论学派的争论有密切关系，他试图以此来打通两者间的沟壑。至于他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提出的是原创性问题，并未顾及学科。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时期，从时间上看，处于下面将讲到的第二个阶段的前期，但从学术风格上，我倾向于把他归入古典时期。
有必要指出，在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以“社会学”（sociology）为语言标记的对当时的经济学（即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这是从孔德开始的，但是这种批评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一般方法论上，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学科意义上的分野。涂尔干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完全集中在方法论和一般社会科学特征上，他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领域”来看待的。（涂尔干，1995）至于他的社会分工理论，不仅可以看到亚当•斯密的影响，而且关于“机械”的分工和“有机”的分工的区别，更和马克思的“简单协作”和基于分工的协作的区分有联系。
“社会学”用语的出现，在当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与统一上，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具有强烈的统一倾向，对于当时刚刚开始的学科分化持反对态度，乃至否认经济学有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它又为一些系统化和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研究领域，提供了一个归宿，从而为这些领域各自独立发展，埋下伏笔。
（2）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之后至20世纪60年代的疏远时期。
“社会学”的出现，并未抑制住经济学的独立发展。特别是经济学中“边际革命”的发生，更使经济学和当时的其他社会研究领域分离开来。在这一时期，经济学和社会学越来越疏远化，相互之间很少关心对方在做什么。其缘故我们后面将进一步论及。
当然，也应看到，尽管从总体上说，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个学科是疏远了，却也出现了一些试图打破边界，或开辟出一些后来为两个学科共同关心的领域的先驱人物。如帕森斯提出社会系统理论，试图统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实现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耦合”。他认为，将马歇尔和韦伯的著作放在一起研究，将可以揭示出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注重两学科关系的做法，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帕森斯，1956/1989）虽然他的尝试并不成功，但却在两个学科的沉闷关系中注入了一丝新鲜的气息。西蒙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建构组织和决策理论，以治疗社会科学研究中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即一方面是经济学家赋予经济人以全知全能的荒谬性，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心理学将一切认知活动归因于情感的倾向。（西蒙，1946/1988）阿罗讨论了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心的社会选择理论，提出了著名的阿罗定理（不可能性定理）。（阿罗, 1950/1992）如此等等。
（3）两个学科互动日益加强的时期。
本世纪60-70年代以来，经济学者进入传统社会学者的研究领域，社会学者进入传统经济学者的研究领域的现象越益普遍，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沟通也开始加强。及至80—90年代，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互动开始形成一种颇有潜力的势头，并使两个学科间的传统边界越来越模糊。此间出现的一些学者和他们的研究著作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趋势，将在本文第二部分说明。
2、孔德引发的方法论之争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关系的早期历史上，就学术层面而言，有两个事件或环节曾发挥了较重要的影响，一个是孔德引起的争论，另一个是经济学的边际革命。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严厉的批评，并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他因此被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是社会学的鼻祖，虽然从学科实质内容而不是名称来看问题的学者通常不这样认为。
孔德对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主要包括：
（1）对经济不能和社会其它部分相隔绝加以研究；
（2）政治经济学将经济和社会其他部分隔绝开来，是以“形而上学”（贬义的）为基础的，因而它并不构成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 他还谈到，（当时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作为律师和文学家来从事经济学工作，没有能力以科学形式来思考；
（3）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在方法上过于抽象和演绎；
（4）经济学家超出常理地仇视国家干预，忽视工人阶级蒙受的痛苦。
孔德的批评最初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多少关注。后来随着他的实证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开始回击。首先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继而约翰•卡尔尼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尼维里•凯恩斯等都加入了争论。在对孔德的回应中，经济学家明确了几点：
（1）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学科分工是必要的，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科学。比如，马歇尔对于孔德等人认为 对“人类社会行为任何有益的研究，其范围和整个社会科学一样广泛”的看法表示反对，对于“他们力劝经济学家放弃经济学研究，而专心致志共同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的策略不表赞成。他的看法是：“人类社会行为的范围太广太繁杂，是不能单独由一种科学加以分析和解释的。”他认为，孔德等人通过广泛的研究“在思想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但在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建立上，他们很难说迈出了第一步。”出于对建立统一的社会科学的这样一种慎重考虑，马歇尔对当时在美、英和其他国家出现的“对社会学的趋之若骛”持怀疑态度，他认为，“社会学这一名词的使用也许为时过早：因为它似乎认为各种社会科学的统一业已在望。虽然在社会学的名义下曾经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深入的研究，但是那些协同的研究，除了为我们的后代……创造条件，提供线索外，是否还取得任何其他巨大成就，是值得怀疑的。”他坦言，当时谈论统一社会科学的更高权威性（指孔德的社会学）为时过早，可望而不可即（马歇尔，1890/1981，第414-415页）。
（2）对社会现象加以抽象对研究来说是必要的、有用的，不懂得抽象也就不懂得实证。演绎方法也是有用的。
（3）在科学研究中不应使用道德尺度和政治尺度，应区分对事实的研究和价值判断。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1891年）区分了“实证的”和“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实证研究，关注的是事实；而规范的研究是含有价值判断的。老凯恩斯的这部著作被认为是这次方法论之争的结束。而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划分一直被今天的经济学家所沿用。在老凯恩斯之后，韦伯关于社会研究中应区分“应然”和“实然”的看法，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看法，与方法论争论中经济学家们得到的认识是一致的。
根据斯维特博格的研究，从孔德引发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生存边界的争论和摩擦，在两个学科竞争大学位置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美国，19世纪末社会科学开始走上大学讲坛。为了竞争在大学讲坛上的合法地位，两个学科的学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辩。结果以社会学家的败北而告终。此后，有关社会学发展的三条思路——（1）担负协调全部社会科学；（2）将社会学视角运用于政治经济学；（3）“剩余策略”，即从事经济学研究之外领域的研究——中，“剩余策略”成为社会学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的主导研究策略，其影响直至今日。（Swedberg, 1987）
3、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最大化范式的影响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以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著作的问世为标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学派兴起。这些经济学家强调从需求和效用的角度来解释价格（这和古典经济学家是不同的），同时提供了“边际”概念和数学分析工具。此后，经马歇尔之手，将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角度解释价格和边际效用经济学从效用角度解释价格在边际分析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包括边际成本、边际生产力、边际效用等），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边际分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风格。
伴随经济学边际革命而来的是经济学的精确化。如马歇尔所说，十九世纪后期经济学发展中显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在于推理和前提表述的精确化。精确化，特别是对假设前提研究的精确化，导致了重要后果：“事实表明，一般理论在以前的许多运用现在是站不住脚了，因为以前没有留心到许多暗含的全部假设以及在所讨论的特殊事例中是否大体可以作这样的假设。”他指出，这种精确化使许多教条被打破，“为我们正在兢兢业业地建立的那种更新更强大的理论机器扫清了道路。”（马歇尔，1890/1981，第410页）经济学的精确化部分得益于数学工具的利用。边际革命后，经济学和数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学的精确化程度和与数学的联系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社会学。
“边际”不过是微分学和积分学中“增量”的对应经济学用语。边际分析特别适合于使用微积分工具，而这种工具的使用，又进一步强化经济学家对边际分析的偏爱。微积分的运用，使极大化分析成为轻而易举的，从而推动了经济学中极大化范式的形成。极大化范式的形成使经济学家的视野更加单一，使经济学更象一门技术科学，而不像是一门基础社会科学。基础科学试图找到现象间的联系，其典型的语言表达式是：在某种条件下，A的某种变化将引起B的某种变化。技术科学则是在行动者目标设定的前提下，研究并试图揭示怎样的可控手段能达到目标，其典型的表达式是：如果怎样行动，那么将会达到某种目标。经济学技术科学化的主要标志是：（1）行动者目标采用简单假设的办法处理，而不再去深入研究行动者的目标究竟如何，为何如此；（2）满足于说明某种变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行动者目标便最大化，而不关心那些变量究竟会怎样变化。经济学的技术科学化，当然不能使以经验的、实证的科学自期许的社会学家们满意。经济学的最大化范式，使经济学家很少注意本学科之外的特别是与最大化无关的研究，而社会学家也很少有兴趣去注意经济学家的最大化“设计”。
总之，经济学和社会学在精确化程度、学术范式上的差别，成为它们之间建立对话关系的障碍。
二、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关系的新趋向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趋向，此前互不关心的状态有所改变，互动日益密切。而这种趋势目前尚在发展之中。在两个学科的互动中，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1）相互进入对方的传统研究领域
经济学边际革命以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逐渐形成了各自传统的研究领域。经济学以市场交易为其核心研究领域，而社会学则以婚姻、家庭、犯罪、组织、制度等为其传统研究领域。这种状况正在被改变。
经济学家贝克尔以他自认为的经济学方法——根据他的说法，“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地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从这些假定可以推出与经济分析有关的许多原理。”——进入婚姻、家庭、歧视、犯罪等社会学传统领域。在贝克尔看来，经济学已经进入其发展的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第二阶段，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商品现象，即货币交换关系；而第三阶段，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有关的决策。“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贝克尔，1976/1993）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市场组织、厂商层级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形式统一到交易成本的基础上来分析，从而进入了自韦伯以来一向为社会学占有的层级制研究领域；（Williamson，1975）产权经济学不仅注意到不同的产权制度对行为的影响，而且特别关注到制度的不完全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们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对产权的不断建构过程，从而以更为精细的研究姿态进入到社会学家关于“结构与行为”的研究领域中；（巴泽尔，1989/1997）公共选择经济学对集体行动、政治过程、政府行为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从而将传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中的“公共领域”领地变成了学科的公共领域；（布坎南，1967/1992；奥尔森，1971/1995）新制度的经济史研究，以更为精巧的工具实现着韦伯试图将理论和历史分析打通的理想，并将社会学的某些有关变迁的理论视角融进分析框架。（诺思，1981/1991）
以博弈论作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改变了以往的经济学仅仅分析以价格为中介的关系的不足，直接对人际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并得出一个又一个有逻辑预测力的模型，这无疑使人际互动不再成为社会学家的研究专利。（张维迎，1996）
新兴古典经济学试图将古典经济学中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分工、专业化、组织等问题重新整合进经济学体系，这意味着，某些在边际革命之后被主流经济学放弃而为社会学所发展的领域重新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某些社会学家的研究（如涂尔干有关分工的研究），确实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杨小凯、黄有光，1993/1999）
在社会学方面，美国新经济社会学采用社会学的概念、方法和视角，直插经济学的传统分析领域——市场。例如，格拉诺维特针对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在市场分析中提出的搜寻理论，提出了供给和需求如何匹配的问题，并选择劳动力市场作为入手点，从社会学家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视角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出了信息质量、强关系和弱关系对信息的影响等重要命题，为市场分析开辟了一条新路。（Granovetter，1974）又如，博特从经济学和社会学公认的“市场生产函数”为起点，将影响回报率的“机会”问题和博弈者的社会网络联系起来，分析了能够带来信息收益和控制收益的有效网络的构造形式，提出了“结构洞”理论。（Burt, 1992）
（2）传统的学科边界更加模糊
学科之间本来也没有截然清晰的边界，而经济学和社会学相互进入对方传统研究领域使传统的学科边界更加模糊。1990年斯维特博格编写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一书，记述了对十几个热心两个学科互动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访谈，其中讨论的一个主题便是新的学科边界。一些学者预见，未来的发展将表现为各社会科学之间，而不仅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边界的普遍模糊。（Swedberg，1990）
边界的模糊不仅是外在地表现为领域的交叉，而且内在地体现为研究风格乃至基本假设的转变。有的学者，如林登博格甚至指出经济学和社会学正在出现新的趋同。他认为，传统的分工格局是，经济学研究高度概括的抽象理论，而研究复杂现实的重任则落在社会学肩上。但这已经过时了。两个学科正在迅速地趋同，它们的理论基础，即关于人的假设正共同迅速趋向于RREEMM（足智多谋的、受限制的、有预期的、评价的、最大化的人）。这种“人”类似于社会-经济人（Homo Socio-economics）。在趋同的形势下，两个学科将以与以前很不同的方式互动。比如，经济学家必须学会使他们的分析更接近现实复杂性，而社会学家将放弃从最复杂的叙述着手分析的习惯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中，都必须在各自原有的研究基地上扩大，从“尽可能简单”到“必要的复杂”。又如，在旧的分工中，经济学家假定偏好是给定的，而社会学家则探讨这些偏好，这种分工已经过时了。再如，两个学科的旧有核心概念是不同的，经济学强调相对价格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则重视环境，在新的趋同中，核心概念的位置和相互适应问题将受到重视。（林登博格，1998）当然，某些方面的趋同，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学科已可融为一体。
（3）学科分界标准的不确定
有关经济学和社会学学科边界的讨论引出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这两个学科之间分界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按研究领域划分？如上所述，在经济学和社会学各自进入对方传统领域的条件下，按领域划分的有效性无疑会弱化。当然，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虽然两学科的研究领域大量重叠，但是各自的核心领域仍是不同的。经济学以市场交易机制为研究核心；社会学的研究核心领域虽不如经济学那样集中，但几个主要的聚焦点却不难辨识，比如，社会结构就是核心领域之一。然而，在学科各自分离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核心领域，在学科间的互动日益加强的情况下未必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转移。这也是弱化领域标准的一个因素。
按方法划分？但哪种方法是哪个学科特有的也很难说得一定。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经济学注重逻辑演绎，而社会学注重归纳。但这只是传统风格而已。问题在于，经济学有什么内在的学术发展逻辑而拒绝归纳？社会学有什么内在的学术发展逻辑拒绝演绎？其根据何在，至少需要澄清。数理社会学的出现，是社会学开始注重逻辑演绎的一个征兆；而经济学开始注意案例分析，也说明新的风格正在被接受。
按内在基本假设，比如关于人的基本假设划分？上面已讲到，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的互动中，至少在某些研究群体中，对人的基本假设有趋于一致的迹象。事实上，自新制度经济学崛起之后，对那种认为经济学的“人”是完全独立的原子而丝毫没有社会化的看法（这种看法本来就有误解），已无反驳之必要了。
按基本问题划分？按终极目的划分？按问题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划分？……我们还可以写出一个划分标准系列。这里不准备意义讨论。以上所说，并不意味着两个学科之间，已找不出界限，而仅仅表明，在新的日益密切的互动中，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分界标准变得不确定了。
（4）学科的学派化趋向或学科和学派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在学科的边界模糊，分界标准不确定的条件下，学科似乎呈现出某种学派化的趋势。或者说，学科和学派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特别是，当仅以研究方法、风格、文献传统为标志来实现区隔时，学派的意味更强。
（5）跨学科学派的出现
和学科与学派间界限的模糊相联系，在某些领域出现了跨学科的学派。比如，经济学家贝克尔和社会学家科尔曼，被看做是理性选择学派的代表。公共选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布坎南也承认，他和某些社会学家，比和主流经济学家更接近。（Swedberg,1990）
不过需要指出，注重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交流、互动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活动，形成了一种意向，但并不构成一个学派，他们之间差异有时很大。
（6）产生了一些有潜力的结合点或对话点
和孔德、帕森斯那种搞大一统式的尝试不同，新的互动趋势是，有更明确的、有实证意义的问题；看似更微观化，实际上有更坚实的基础。一些有潜力的结合点或对话点开始出现，如：人际网络和信息、人际网络和市场结构、社会资本和资源配置、经济生活中的信任、关系合同、产权制度和社会认知、经济生活中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交易费用和组织、厂商组织和市场组织、制度变迁、个人效用和集体行动、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偏好和社会环境、不确定性和公平理念等。
三、几点思考
1、扩展与反思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新的互动关系的出现，主要起因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也就是说，经济学是主动方，而社会学是被动方。正因为有这样的特征，因此，有了“经济学帝国主义”一说。
仔细考察起来，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传统领域的扩展，并非简单地如伯尔丁所言，是“接管所有其他社会科学的一种尝试”。促使经济学扩展其研究领域的，实为两种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动因。
一种是像贝克尔那样的经济学家，他们发现，主流经济学的一套假设和分析架构用于传统上被认为是经济学之外的那些领域中，仍然是有效的。于是他们尝试着把这些假设和分析架构用在一个又一个的其他学科的领域之中，形成一种“横扫千军”之势。这种扩展可以说是机械的扩展，它只是对主流框架的机械运用，当然是用在新的领域中。
然而还有另一类经济学家，他们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力不满意，认为这一理论的假设、前提离现实太远，希望通过增加一些更现实的因素来加强理论的解释力。像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不是所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便是这样。（当然，他们之间有程度的差别，像威廉姆森，在这方面走得比科斯更远。）这些经济学家把经济学研究扩展到制度、组织、法律等领域，而这种扩展，是伴随着他们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反思而来的。扩展是反思的产物，是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改造。这种扩展，可以称为反思的扩展。
有的经济学家处于两者之间，像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布坎南就是这样。在他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之初，只是意识到经济人假设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个人选择，而且可以用于分析公共选择，用于分析政治过程。但在将经济人假设用于制度选择分析之后，他对主流经济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认为，经济人假设事实上是适用于制度分析的一个假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做了这种假设，但这种假设却被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恰当地用于（一般科学意义上的）行为预测性分析，是完全不恰当的。这样，他从机械扩展走到了反思扩展。
事实上，经济学的扩展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学术上的反思。试以效用最大化假设的无所不在的运用为例，当效用概念被用于人类一切动机的场合，不仅包括了利己的满足而且包括了利他主义的满足时候，它便成为完全空洞的、没有任何解释力的东西，也不再具有可证伪性。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学有解释力吗？或者说，现实还用这样的理论做多此一举的“解释”吗？
在社会学方面，面对经济学的积极扩展，最初它只是被动的新现实接受者。但是，当它开始进入经济学的传统领域后，便也成了扩展者。社会学的扩展，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对社会学本身的反思。社会学的特殊解释力在哪里？命题何在？是否接受与经济学的竞争？是否准备采用尽可能少歧异的、科学上通用的语言？这些问题都对社会学理论具有挑战意味。
2、学科演进与有效学术演进
熊彼特曾论及学科的演进性，他认为，学科专业化的过程从来不是按照任何理智的计划来进行的，所以就整体而言，科学学科从来没有完成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致的结构；各个学科的整体，就像是一片热带丛林，而不是依照蓝图建造起来的一座大厦。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人、集体，都是追随他们的带头人或遵循已经开创的方法，或者被各种因素所诱发而前进。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就是个别学科的全部或部分疆界总在不断移动，因而试图按其内容或方法给它们下定义是没有意义的。（熊彼特，1952/1996）
对学科的演进发生影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来自外部的社会需求对研究者的诱致和激励，学科内的命题在逻辑推导和事实检验中显现出来的缺陷，研究者对自身地位、收益等学科外目标的追求等，都会对学科的演进发生影响。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史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影响学科演进的多种因素，内在的学术困难、学术解释范围扩展的冲动、来自其他学科的批评、大学位置的争夺、保护既有的学术领地等等。这些因素，固然都影响着学科的演进，但并非都有利于学术发展。因此，有必要将学科演进和有效学术演进区分开来。
学科演进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特征。先前的学科命题、风格等，会通过一系列机制而得到强化。强化机制包括：
（1）规模经济，即在规模扩大中，可以得到递增的收益。就学科演进而言，这种递增的收益，可能是学术发展内部的，如通过更多的交流可以激发学术创新，也可能是外部的，如更高的社会声望和收入。递增收益这会促使人们去扩大最初的选择；
（2）学习效应。比如学生在学习中，学习了教师教给他的套路，因此使教师最初的选择得以强化并传播于后；
（3）协作效应。掌握了同样学术套路的人，按照这样的套路协作，使这种套路进一步扩大和强化；
（4）适应性预期。人们按照传统套路预期，并按照这种预期来确定行动计划，形成一种自适应的循环。比如学生预期按照老师交的路子走将比较顺利地得到学位，他便去努力适应这种学术路子。
这些强化机制，既可能强化学术积累，促进学术的有效演进，也可能强化无效的学术封闭和摩擦。要避免自我强化的机制导致无效率、锁闭等问题，学术运行的制度环境、学术界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在这些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包括学科内部和跨学科的竞争），都是十分重要的。
3、重温古典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互动引起注意的今天，我们也同时发现，两个学科演进中各自的路径依赖，已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封闭及与此相联系的无效率。当我们以学科间的互动为背景来思考学术生长点的时候，重温古典，即重温两个学科还没有分离或没有过分分离时的古典著作，不失为一种打破分离的锁闭、获得灵感的途径。
比如，亚当•斯密有关分工、有关财富增长和社会层级结构、有关劳资冲突中地位不对称的论述；马克思对生产过程中，技术层面的运行和制度层面运行的关系的论述，有关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策略的论述；韦伯有关世俗智慧和宗教基础上的伦理约束的论述，有关资本主义和科层组织关系的论述；马歇尔有关经济学中简化人类动机的适用领域及局限、关于人性的“不变”和“变异”的论述，关于经济学中使用演绎法的条件、关于长串演绎推理不适用的论述等，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4、跨学科合作与专业化
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互动的加强提出了一个跨学科合作和专业化的关系问题。
跨学科合作可以打破封闭，拓宽各自研究的眼界，形成新的生长点，在学科发展中，这已有很多成功的事例。但是，并非合作总是有效的，跨学科有时会牺牲专业化的效率。如熊彼特谈到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合作时指出的：“不是说如果有更多的合作他们两方面都会进行得更好。……我们绝对不能肯定更密切的合作总是一件好事，……因为合作会丧失只能由严格的、甚至狭隘的专业化带来的效率。”（熊彼特，1952/1996）
不过，合作并非一定牺牲专业化。特别是学科的划分具有外在的、人为组织的特征时，更是如此。这样，被归入某个学科的内容、从事该学科研究的人，有时相去甚远，远不及和其他学科的某些内容、某些研究者更有亲和力。所以跨学科的合作有时会有利于专业化。这里重要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形成新的、有后代的问题。如果可以，那么，新的专业领域将出现。
就中国学术界的现状来说，一方面，不论经济学或是社会学，就总体水平而言，专业化水平较欧美国家低；另一方面，两个学科间也不存在前面所讲的那种历史成见。在这种情况下，跨学科的合作似乎会较容易一些。但是，低专业化水平上的跨学科合作，除了可能影响专业化的提高外（应该说，提高专业化程度在当前是很迫切的），还可能生产出一批没有学术价值、没有潜力的东西，对此也要有所警惕。我的看法是，需要在提高专业化水平的前提下关注两个学科之间的互动和中间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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